内蒙古红色文化

【红色记忆】冯玉祥与五原誓师

1926年9月，冯玉祥在中共党员刘伯坚和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等人的陪同下，结束了在苏联3个月的访问，从莫斯科启程，途经乌兰巴托回国。9月16日晚到达绥远的五原县，于17日率领国民军将士举行了著名的五原誓师，毅然宣布参加北伐革命。为加速北洋军阀的灭亡起到积极作用，也推动和促进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在中国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冯玉祥(1882—1948)，安徽巢县人，原名基善，字焕章。青年时期，他看到帝国主义的残暴和清朝政府的腐败，积极参加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北洋军阀时期，曾任陆军第16混成旅旅长，第11师师长，陕西、河南督军，陆军检阅使。此后，他兴兵讨袁，挫败张勋复辟，维护了民主共和政体。1922年至1924年间，冯玉祥与孙中山先生信使往来，他拥护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熟读中山先生赠送的建国大纲，成为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1923年10月，当曹锟贿选当上总统，与吴佩孚狼狈为奸，并于次年9月挑起直奉战争时，冯玉祥于10月23日自古北口回师北平，倒曹败吴，通电主和，并驱逐末代皇帝溥仪出皇宫，人心称快。接着他提出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的主张，并将所属部队改名国民军，以示衷心拥护三民主义及孙中山的领导。

1925年1月，段祺瑞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督署设在张家口。同时任命国民军第1军第6师师长李鸣钟为绥远区都统。冯玉祥的国民军及其部属完全控制了察、绥两区。

这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正确地分析了冯玉祥发动政变后的北方，是内蒙古热、察、绥三区的形势，作出了大力争取冯玉祥及其国民军支持革命、参加革命的决定。李大钊和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等做争取冯玉祥的工作。1925年2月，应冯玉祥邀请，李大钊和国民党元老徐谦赴张家口与冯玉祥会晤，帮助冯玉祥制定了要求苏联援助国民军的计划。3月，李大钊安排冯玉祥派专使到苏联驻华大使馆，与加拉罕大使谈判苏联无偿赠送国民军武器弹药、派遣军事顾问团帮助国民军等问题。4月21日，李大钊又安排冯玉祥与苏联驻广东革命政府高级顾问鲍罗廷会晤，后达成了苏联援助国民军具体项目的协议。5月初，由30人组成的苏联顾问团到达张家口，帮助国民军进行军事训练，介绍苏联的革命与建设。李大钊还借负责国民军政治工作之机，安排了一些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员进入冯部，与苏联顾问团一起宣传国民革命、三民主义，同时建议冯玉祥创办了国民军干部，动员京津地区大、生入校学习，毕业后留国民军各部工作。在李大钊的建议下，9月29日，冯玉祥派出国民军代表团赴苏联参观访问，李大钊参加代表团赴苏联。在李大钊的影响和努力下，苏联加强了对国民军的援助。当时，张家口成为中国共产党关注的地方，中共北方党组织的一些主要负责人邓中夏、张昆弟、范鸿吉力、何孟雄、赵世炎、李汉俊等相继到张家口指导工作。6月，中共北方区委还先后派出200余名干部，到冯玉祥国民军所属各部门和各地区工作。上述工作，使冯玉祥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张家口，冯玉祥召集反帝示威大会，支援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收容因参加反帝爱国运动而被开除的学生，创办《民报》，宣传反帝革命理论，并要求赴苏联考察。

1926年3月，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冯玉祥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踏上了赴苏考察的旅程。3月20日，冯玉祥及其随员从内蒙古的平地泉启程，22日到达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与国民党人于右任、徐谦及鲍罗廷等会晤，商谈国民党与国民军的合作事宜。在蒙古国参观访问期间，冯玉祥经徐谦介绍加入了中国国民党。5月9日到达莫斯科，受到苏联党政军领导人和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大学数百名中国留学生的热烈欢迎。之后，冯玉祥在苏联的几个月里，详细考察了苏联的政治制度及红军的政治工作，使他受到深刻教益。另一方面，他频繁与中共在莫斯科的负责人往来，请蔡和森、刘伯坚、朱务善、周达文等共产党人讲课，讲马列主义革命理论，讲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讲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刘伯坚还特地与冯玉祥同住在一起，讲述苏联红军的历史与建军经验，是政治工作经验。1926年7月，北伐战争爆发。8月，冯玉祥毅然结束考察，在中共党员刘伯坚、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等陪同下启程回国。

1926年9月16日，冯玉祥一行抵达绥远五原。17日晨，即召集孙岳、方振武、弓富魁、徐永昌、邓宝珊等人会商组织国民军联军事宜。与会者一致推举冯玉祥出任联军总司令。冯玉祥慨然受任，并通电，发表了由刘伯坚起草的宣言，表明了遵奉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立场。冯玉祥在宣言中说：“玉祥本是一个武人，半生戎马，未完学问。唯不自量，力图救国，无奈才识短浅，对于革命的方法不得要领。所以飘然下野，去国远游。及至走到苏联，看见革命起了万丈高潮。中国是的一部分，受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双重压迫，革命运动早已勃兴。又受的影响，民族解放的要求，愈加迫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即由此而生。于是我明白了救国的要诀已经由他开辟了道路。”“我这是没有办法而去，有了办法而来。现在当归国之始，有些必要的话，掬诚以告国人。”他还表示，“遵奉中山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接受国民党两次代表大会决议、宣言，冯玉祥正式表明了参加国民革命的立场。

当日正午12时，冯玉祥率国民军一、二、三、五、六各军官兵万余人，在五原县旧城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就职誓师授旗典礼。冯玉祥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国民军联军全体官兵集体加入国民党，宣誓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参加北伐革命。于右任以国民党代表身份，向国民军联军授旗；刘伯坚宣读誓师宣言并讲话。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以及国民军主要将领参加了大会。参加大会的还有绥远地方各界代表，有绥远民政厅长邓鉴三、五原县长刘必达、临河设治局长萧振瀛、地方绅士王英等。在国民军和《西北民报》社工作的共产党员高克林、史可轩、蒋听松、胡英初、郭伯瑞、丁宝铨、刘贯一、陈镜湖也出席了大会。刘伯坚被聘为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副部长，乌斯马诺夫被聘为政治军事顾问。

五原誓师后，冯玉祥着手组织总司令部，任命鹿钟麟为参谋长，聘请乌斯马诺夫等三人为政治法律顾问，石敬亭为政治部长，共产党人刘伯坚为副部长。后来又改任石敬亭为参谋长，政治部则由刘伯坚总其事。政治部在刘伯坚领导和邓小平具体帮助下，选派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作为政治工作人员分赴各军(师)成立政治处，担任政治训练、宣传和民运工作。刘伯坚与当时在归绥的中共绥远地委经常联系；绥远地委还应刘伯坚的要求，派出党员李子光等和共青团员多人到国民军开展工作；绥远地委书记熊味根还去五原检查工作开展情况。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和参加国民军政训工作，对国民军政治素质的提高起了很大作用。全体国民军官兵都佩戴胸章，上写“我们为取消不平等条约誓死拼命”，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深入军心。

五原誓师后，在用兵方略上，冯玉祥也得到共产党人的具体帮助，使国民军不仅恢复了元气，由弱变强，而且成为一支以国民革命为目标的新型军队。这支军队按照中国共产党协助制定的“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作战方针，西进南下，不断发展，成为拥有近20万人的革命武装，并终与南方北伐军胜利会师于河南。

 【红色记忆】内蒙古响应辛亥革命

1911年10月，华夏大地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革命党人在湖北武昌率先举起义旗，各省纷纷响应。是年为夏历辛亥年，史称辛亥革命。地处祖国北疆的内蒙古蒙汉军民响应和参加了辛亥革命。

同盟会酝酿革命

1904年，山西革命党同盟会会员王建屏、李德懋、弓富魁先后来到绥远地区，宣传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提出的“恢复中华，建立民国”的号召和民主革命纲领。王建屏以耶稣教堂教员和假扮算命先生为掩护，李德懋、弓富魁以收徒习武为掩护，在包头、土默特旗、丰镇等地秘密发展同盟会员,播撒反清革命火种。第二年9月，王建屏介绍土默特旗归绥堂毕业生蒙古族青年云亨加入同盟会。1906年，王建屏发展云亨的好友、土默特旗美岱召蒙古族私塾先生经权为同盟会会员。他们与志同道合、饱读经书的土默特旗蒙古族青年满泰师从李德懋习武。同期，包头、萨拉齐青年王定圻、富日新、郭鸿霖、王肯堂、李士修等，丰镇的张占魁、武万义，托克托青年阎懋、刘兆瑞、李永清等在家乡或国外留学时都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前夕，他们陆续回到家乡，在群众中倡导男人剪辫子、妇女不缠足，在绥远八旗巡防队、地方警察、汉族官吏绅士中进行联络工作，争取他们参加革命，发展了一批同盟会会员。

辛亥革命爆发后，云亨、经权、满泰、王定圻、李德懋、郭鸿霖、王虎臣、弓富魁等同盟会骨干，在归绥、包头、陶林、丰镇、兴和、凉城等地策动绥远地方军队反正，支持山西革命军起义，攻打清军。

策动归化新军暴动

在革命风雷激荡的形势下，清朝封疆大吏、手握军政大权的绥远城将军堃岫(满洲人)对绥远、归化两城军力薄弱，岌岌可危的形势一愁莫展，归化城副都统麟寿(满洲人)紧闭宅院，各级衙门官员都惶惶不可终日，对日薄西山的清政府万分忧虑。1911年8月，同盟会会员毛智和、杨云阶等人来到包头镇(属萨拉齐厅管辖)，与云亨、王定圻等商讨响应武昌起义后来到归化城，策动新军暴动。

归化城驻有汉八旗巡防队步兵营520人，仿照西方编练，配备汉阳造、德国造步枪，故又称新军，驻营坊道；驻有土默特旗蒙古骑兵营约270多人。宣统二年(1910年)，山西巡抚派周维藩任归化城新军统领(相当于旅长)，他留学日本时结识过革命党人，在编练新军时吸收了一批具有救国救民思想的青年，作为新军的骨干力量。周维藩接到杨云阶关于暴动的信后，认为时机成熟时，可率部暴动。云亨、王定圻也到新军中宣传革命。周维藩对暴动作了部署，派刘少瑜、曾友胜去兴和、丰镇一带发动暴动，派 、曹富章、张万禄去包头、萨拉齐、五原地区发动暴动，然后从东西两路夹攻绥远城和归化城，由吴鸿昌驻守武川策应。

11月9日，周维藩观察到绥远城门紧闭，城墙上的大炮对着步兵营房，清兵严阵以待，堃岫已有防备，便召集营房官兵宣布：“情况甚险，我等身居危地，不能受制于人。”决定立即起义，由部分官兵连夜把库房武器弹药运往大青山后面的绥东门户大滩。随后，他和吴鸿昌率骑兵200多人，星夜向城北直奔大青山，越过蜈蚣坝，到达山巅的老爷庙，设立暴动指挥部，居高临下，扼守山口，阻击清兵北上。第二天，与武川可镇的新兵会合，一齐开赴大滩，备战绥远城。在与清军作战中，吴鸿昌叛变，周维藩寡不敌众转战晋西北，与阎锡山率领的山西革命军会合，开赴包头。

包萨反清斗争

同盟会在萨拉齐、包头地区经过几年的革命活动，聚集了以蒙汉各族青年知识分子为骨干的革命力量。1911年9月，同盟会派正在北京读书的云亨回到绥远。他在土默特旗启运书院的演讲会上大声疾呼：“英国才有三个海岛，那么小，就那么强；我们中国幅员几千里，这么大，就这么弱，真是可耻！这不统一不团结是个大问题。”反清革命舆论广泛传播。

1911年11月，归化新军暴动后， 、曹富章等率西路新军从大青山绕道开至包头城外。包头的同盟会员计划以西路新军为主力攻占包头。绥远城将军调五原厅同知(厅长官)樊恩庆兼管萨拉齐厅防务。老奸巨滑的樊恩庆伪装拥护革命，一面迎接革命军入城，通过和平协商宣布包头独立；一面布下陷阱，镇压革命。11月22日， 、曹富章率部200多人进入包头镇，樊恩庆故意将他们分散几处住下。11月24日，樊恩庆在包头镇公行(地址马号巷)大厅设宴为革命军接风。 、曹富章等7位军官、革命党人云亨、郭鸿霖、李世元、 林、王肯堂、巴文峒等出席。正在开宴上菜之际，早已埋伏的伏兵听到“快往上端吧”的暗号后，闯入大厅，向革命党人开枪，枪声中 、曹富章等7人倒在血泊中，郭鸿霖当场被捕，云亨、 林等人乘乱逃走，被救出城。新军暴动失败，史称“马号事件”。

同年10月29日，山西太原革命军起义后，革命党推举同盟会员阎锡山为都督(省级高长官)。后来起义军失败，阎锡山率部退至晋西北，然后经伊克昭盟准格尔旗、达拉特旗过黄河，于11月25日打到包头镇。樊恩庆率部弃城逃往绥远城。包头镇公行(商会)组织群众手执白旗，出城迎接山西革命军。阎锡山率步兵、骑兵约1000人入城，受到绥远同盟会员云亨、经权、安祥等的热烈欢迎。阎锡山即派云亨、经权到萨拉齐作攻城前的策应工作。11月30日，满泰连夜到包头向阎部报告绥远城将军派清军管带(相当于营长)谭永发带步兵、骑兵即将进驻萨拉齐的消息。阎即令李德懋打开监狱，放出囚犯；又吸收社会流亡人士组成500多人的敢死队，任命张万顺(侠客)为队长迎战。但入城后的清军已无心恋战，军心不稳。第二天，山西革命军轻取萨拉齐。经阎锡山、云亨的动员，革命军很快扩充到5000多人。同时，还向当地10多家殷实商号募集捐款，备好粮饷。

5天后，阎锡山任命统带(相当于团长)王家矩为前敌总指挥，向归化城推进。绥远城将军堃岫调集归化城新军步兵第2营和蒙古骑兵营800多人在距萨拉齐35公里的刀什尔村(今陶思浩一带)采用伏击战术，阻击革命军。1912年1月26日，革命军由敢死队打头阵，共2000多人进至刀什尔村。双方展开激战，革命军伤亡惨重，王家炬亲临前线，不幸牺牲。革命军失利，阎锡山收兵退回。1月29日，革命军退至托克托厅，大赦囚犯、筹集粮饷、扩充兵力，得到商绅、居民的支援。同盟会会员阎懋、刘兆瑞等为革命军奔走效力，军民对再打归化城充满信心。

1912年2月，南北议和宣布清朝皇帝退位，孙中山被迫辞去大总统职位，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职位。阎锡山看到大局已定，放弃攻绥计划，匆忙返回太原，投靠袁世凯，使用权术当上了山西都统，断送了绥远地区的革命。

丰镇厅人民起义

毗临大同的塞外重镇丰镇隶属归绥道(省下设道，道下设厅)由山西省管辖。1911年初，山西同盟会会员王虎臣、弓富魁、李德懋等人来到丰镇厅宣传革命。深受丰镇厅同知章同压榨之苦的丰镇人民对清廷的黑暗统治忍无可忍。隆盛庄农民张占魁(绰号“小状元”)从小给大户人家放羊，当长工，青年时与张永善、武万义(蒙古族)、马存才(回族)等一帮受苦农民揭竿而起，组织起近百人的“独立队”，反对贪官污吏、土豪恶霸、洋教堂的欺压。王虎臣在“独立队”中经过半年的宣传鼓动，使“小状元”等人接受了只有推倒清专制王朝，才能改变人民的苦难处境的道理。他们聘请有胆有识有文化、谙熟军事的王虎臣为“军师”，带领“独立队”发动起义，计划杀死残暴统治者章同。

革命党人在丰镇以“书房子”(民间传递信件机构)为掩护，传递信息，与山西革命党人联络，与当地进步知识分子、社会名流交往，传播反清思想、策动革命。李德懋在丰镇以精湛的武功，被警务长朱尧聘为教官，又结识了厅署不少人。朱尧接受革命思想后，剪掉辫子，参加革命，被厅署撤职，与“小状元”一起发动起义。1911年10月武昌、太原起义的消息陆续传来，革命党人续桐溪、弓富魁率山西“忻代宁公团”武装占领大同。“独立队”赵喜泰闻讯立即里应外合打进陶林城，杀死巡检王化源，后因蒙古队开进而撤出。赵喜泰部随后又整顿队伍，于11月中旬攻下宁远城(今凉城)。三天后因镶蓝、镶红两旗蒙古骑兵开来，“独立队”主动撤出。

这时大同被清军围困，弓富魁命王虎臣组织进攻丰镇城。王虎臣迅速调集“独立队”各路人马，来到距隆盛庄15公里处一个村庄，重组革命军，推举“小状元”为首领。11月20日，革命军主力400多人进驻隆盛庄，官员和地方人士筹集了服装、马鞍和其他物资，支援革命军。21日，“小状元”率部到达距丰镇15公里的永善庄。城里章同已调集三旗马队150人，还有清步兵队40人、马警60人守备。但官员中主和者占多数，章同派傅锦祥出城与革命军求和。同时革命军获得章同暗中向大同求援的情报。王虎臣认为傅锦祥有诈，就把他扣了起来。22日，双方在距城5公里的阮家窑子对峙，“小状元”用手枪将傅锦祥击毙，指挥革命军抢先占领有利位置山梁上的吉庆村。敌军多数厌战，土炮又很落后。革命军居高临下射击，清军节节败退。革命军轻骑追击，因大雪纷飞而停止战斗。此役共击毙清军24人，伤10余人。马警伤七八人。

11月23日晨，章同纠集残兵败将在城里四面把守。革命军收到城内早与革命军有联系的牙纪贾根福的情报：“大同救兵未到，城内空虚。”王虎臣派少数兵力在城东、北、南三面鸣枪佯攻，集中主力攻打西面，敌马警面对革命军不敢交锋，脱掉警服，隐藏起来。革命军长驱直入城内，其余三面守敌不约而同出城逃命。革命军会攻厅署，章同眼看无法逃走，藏在一家市民的空棺材里。革命军把章同的宅院点火烧毁，用石头砸开监狱门，放出60多名囚犯，为他们剪掉辫子，换上新衣，编入革命军。章同在万分焦急中，收买一青年，扮作乞丐，将他的求救信送给大同清军。11月28日，大同派清步兵1营500人，八旗马队150人赶到城外，革命军因寡不敌众，分三路主动撤退。这就是闻名的“小状元”起义。

 【民族记忆·你不知道的抗战故事】举校投军，青春血沃大青山

今年九十一岁的王荣华老人(左)在家中接受采访，讲述他亲历的抗战故事。记者杨明方摄

汽车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行驶，周围裸露的青石在阳光的辉映下显得格外肃穆。6月16日，我们从呼和浩特市区出发，往北70公里，便进入大青山脉的武川县。

大青山横亘在内蒙古大草原上，平均海拔1700米。这里山大沟深，林木繁茂，地形十分险要。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上演了无数感天动地的历史传奇。

(一)

寻访从当地一位年过七旬长者的讲述开始。他叫郭志刚，退休前是武川县的一名教师。40多年来，他坚持用业余时间挖掘大青山抗战史料，堪称“武川活字典”。

“这里是陕甘宁边区的北方门户，是经过蒙古与苏联乃至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保持联系的国际交通线。这里通过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建起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郭志刚向我们细细讲述。

穿过时光隧道，如今武川县在世的老八路，名叫王荣华，今年91岁。他已双目失明，但思路清晰。

“数九寒天没衣衫，日寇侵占大青山。寒冬腊月雪花落，日本强盗真狠毒。三光政策真凶恶，又烧又杀又抢掠。”武川境内流传下来的一首爬山调这样描述当年的情景。

在那国破家亡的年代，很小的时候就成为孤儿的王荣华艰难挣扎。村里人被抓去给日本人修路，每天只能吃两个窝头。一次，鬼子进村扫荡，全村50多人被打死打伤。

直到1940年春天，16岁的王荣华遇到一位名叫“二丑子”的山西大哥，从此改变了命运。

“他是山西文水人，二十二三岁，个子不高，瘦瘦的，戴副眼镜，镜片很厚，是个文化人。”王荣华老人回忆起“二丑子”，嗓子里像有东西堵着，止不住地哽咽。“我这个名字就是他给取的，他给我讲抗日救国，我明白了共产党八路军是为人民打天下的。”

在“二丑子”的带领下，王荣华见到了八路军。一位年龄大一些的首长称呼他“小朋友”，那一刻，王荣华感到心热乎乎的：“长这么大，还没人这么称呼我。县城里的鬼子兵、二鬼子、土匪哪会这么客气？没有像八路军这么好的队伍！”

于是，王荣华成了“二丑子”的交通员，“二丑子”高度近视，王荣华就是他的“望远镜”。

1940年深秋的一天，当王荣华再次躲过敌人盘查，进山里把情报送到县委书记高鸿光手上，高书记告诉他：“你别走了，留下吧，宋茂同志牺牲了。”

“谁是宋茂？”王荣华一头雾水。

“宋茂就是‘二丑子’啊！”高书记告诉他。

霎时间，王荣华感到晴天霹雳。他没想到，次知道“二丑子”的真名时，他们竟然阴阳相隔。王荣华被高鸿光书记留在大青山，成了一名游击队员。

郭志刚说，从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始创建起，八路军和蒙汉各族人民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殊死搏斗。从1938年9月到1942年10月，开展战斗500余次，平均每年100多次，几乎每3天就有一次战斗。4年中，伤毙日伪军2000余人，俘虏近1000人。

(二)

在那个年代，像“二丑子”这样终能知道姓名的烈士还算幸运。

驱车一个多，我们来到大青山深处的井儿沟，坐落在这里的“大青山革命烈士陵园”庄严肃穆。高耸云天的纪念碑前，一块卧式方形石碑上刻着“太原成成革命传统基地”几个大字；旁边一座立式石碑上，镌刻着“太原成成在大青山牺牲的革命烈士英名录”，上面刻着14行、41位烈士的名字。

山西一所的师生英魂，怎么会长眠在塞外大青山深处？

郭志刚介绍说，成立于上世纪20年代的太原成成，是当时山西省城由中共地下党组织掌握领导权的。抗战爆发后，中共北方局、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中共山西工委三大机关进驻成成。“当时的成成，成为中国共产党北方抗战的前线指挥部。”

1937年10月10日，经中共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批准，“成成师生抗日义勇队”成立，随后又改编为“师生抗日游击队”。成中师生400余人在共产党员刘墉如校长的带领下，举校从军，奔赴抗日战场，挽救民族危亡。1938年6月，全体师生随同八路军120师715团转战塞北，创建大青山游击根据地。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8年抗战，共有200多位成成师生为国捐躯，血沃大青山。

站在刻着“太原成成在大青山牺牲的革命烈士英名录”的石碑前，郭志刚向我们讲述英名录行“阎氏三兄弟”的故事。三兄弟分别叫阎焕景、阎焕曜、阎焕春，他们先后考入成成。三兄弟不仅成绩优异，还深受革命，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成成抗日义勇队成立后，阎焕景任二中队队长，阎焕曜任班长。义勇队改编为抗日游击四支队后，阎焕春任三连指导员。随队伍挺进塞北后，他们在大青山区开展群众工作，宣传抗日救国，参加游击战争，先后于1938年、1939年、1942年壮烈牺牲。

“一仗胜读十年书。”在成成，每个师生都像“阎氏三兄弟”一样，经历了由书生向战士的转变。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之际，用行动、鲜血甚至生命，诠释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

(三)

怀着无限崇敬，我们仔细瞻仰石碑上镌刻的每个名字。突然，一个熟悉的名字跃入眼帘：“宋茂”！难道他就是王荣华老人给我们讲述的“二丑子”？

郭志刚显得比我们还要兴奋。这一次，因为我们的寻访，无意中让他近距离地站在一位大青山抗战先烈面前。相信不用多长时间，他以抗战英烈人物小传为主要内容的《青山劲松》一书，一定会加上“宋茂”这一篇。

“当时，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被誉为‘塞外小延安’。这里有着太多的抗战故事，每一次寻访，都有收获。可惜的是，许多知晓当年事的老人陆续去世了，留下的线索弥足珍贵，要抓紧抢救挖掘。”郭志刚感慨地说。

“巍巍大青山，人们没有忘记这里的抗战英烈。”在武川县民政局副局长王海中的记忆里，10年前太原成成师生的那次寻访让他印象深刻、感慨万千。当时，武川县政府室给王海中打来电话，让他接待一下山西太原成成一行人。这时他才次知道，当年的成成依然存在，如今，该校师生也深切缅怀着那些埋骨塞外、血沃大青山的莘莘学子。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历史总能给人以启迪，能让人们从中汲取民族复兴的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