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农民收益的前提是土地确权
中国财经报2012/02/09 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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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发布会上，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室主任陈锡文表示，关于农村土地问题，在今年的一号文件中，对于稳定农村的土地政策和保护农民土地权益提出三件大事：其一是由国土资源部牵头，完成农村土地权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其二是由农业部牵头，开始农村土地承包权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其三是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共同来研究，提出对土地管理法中涉及到征收农民土地条款的修改。
这个信息明确表示，对于农民土地确权以及确权颁证是提高农民饶不开的重要环节，而新时期提高农民的政策中将更多地考虑让农民享受更多的土地。
之所以将保护农民土地权益提到如此的高度，实际是缘于当前农村土地的矛盾有扩大激化的趋势。而目前“三农”问题的解决已经触及到根本问题，即保障农民在土地上的权益，也就是说再一次涉及到农民土地的权问题。
随着城市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民土地保护、土地权益受到巨大挑战。近年来各种类型的土地纠纷层出不穷，不断引发农民为保护土地、耕地使用权而发生的极端事件。过去，在透视强拆现象时，人们往往将矛盾聚焦于开发商的贪婪。实际上，发生这种事件归根到底源于目前农村现有的土地制度，对农民的利益缺乏法律保障。因为在城市城镇化扩张中、在地方以土地作为优惠条件的招商引资中，往往是农民处于极度弱势地位，他们的土地得不到保障，甚至被剥夺而导致纠纷的发生。这种矛盾的产生自然与最根本的经济利益相关，即一方面是经济的发展与土地的该不该让农民享受利益，另一方面却是原有的制度安排因循守旧，难以调节当前的这种新利益关系。
因此，从解决“三农”问题的长远视角看，目前确实已经到再次呼吁保证农民土地权益不受侵犯的时候了，而这种前提条件就是要大幅提高农民土地分配比例的前提。
确实，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分配权等，是法律赋予农民的合法财产权利，任何人都无权剥夺。但是现实情况却是农民的合法财产权利屡屡遭受侵犯和剥夺。从某种角度说，这种侵犯和剥夺实际是对农民获得公民身份保障的侵犯和剥夺。
众所周知，在城市土地国有化之后，市民的权利由国家完全保障，与市民的生老病死有关的一切福利统统纳入国家计划范畴。而在农村土地集体制之下，农民只能依靠自己耐以生存的根本，即土地及其通过土地上的劳动获得生活和再生产的，也就是说，农民的经济福利需要靠土地的劳动来进行交换。这种中国独特的二元化结构导致农民与市民在起点上的不同，并因此造成了农民与市民之间权利和社会保障上的巨大鸿沟。而中国当前经济和社会的转型已经到了改变二元化社会结构的关键时期，“三农问题”在当前的主要矛盾就在农民与城镇居民能不能具有同等享受统一的社保和公共福利的矛盾。而让农民得到与城镇居民同样的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的基础，就是要让农民的土地成为他们自己的财产性，并以这种财产性成为交换条件，进入有统一的社保和公共福利的公民体系。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发表的一份城市发展报告表明，目前我国每年有300万农民因征用而失去土地。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尽管大多进入城镇打工，但是，农民进城打工所获得的工资性收入却并不能作为他们交换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的条件，这就意味着农民进城打工却融入不了城市公共福利体系。而如果在同时又因为各种原因失去了土地，尤其是从土地具有长远的属性来看，这些农民将失去土地在将来长远后产生的，他们也就因此而得不偿失，更难以融入城市体系。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都钟爱土地，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才会放弃他们的“命根子”。但是，如果将农民的土地进行确权，确认属于他们土地的性属于他们，则可以让农民长久享受土地带来的，直到其彻底享受城市各种社会保障，成为真正市民以后，才由他们自己来处理。这种确权，实际是改变二元化结构成本，代价的一种办法。
因此，提高农民土地的前提条件就是土地确权。此事，已经刻不容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