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土地出让金2.9万亿 三分之二来自东部省份
上海证券报2011/03/08 0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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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部长谢旭人7日在“财政政策和有关问题”记者会上表示，去年国有土地有偿出让收入29397亿元，同比增长106.2%，其中近三分之二来自东部的八九个省市。
土地市场红火的同时，地价总体水平也在上升。谢旭人认为，地价上涨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城市房地产比较兴旺，对土地需求量也大。另一方面，土地转让的成本也在上升，主要是征地拆迁补偿成本的上升，对土地出让的价格也有影响。与此同时，社会上充裕的流动性也推动了地价往上涨。
征管政策调整和加强对土地收入管理等做法也在使得土地出让金大幅增加。2009年年底，国土资源部门和财政部门等出台规定，缴纳土地出让收入的期限原则上不得超过一年，首次缴纳的比例不得低于50%。也就是说，原来土地出让当年定协议了，土地出让价款可能在第二年、第三年才交，首付为20%、30%不等。但2009年底规定调整后，土地出让收入缴款的时间不得超过1年，首付不得低于50%。
从结构上来看，去年一年全部的土地出让收入当中，几乎有三分之二在东部的八九个省市，而中西部22个省份土地出让收入仅占的三分之一左右。
对此，谢旭人说，“土地出让收入的增长与经济发展水平、土地供求关系、市场发育程度密切相关，并不是由地方政府自己控制的，不是地方政府想卖多少钱就能卖多少钱。”
谢旭人表示，下一步，财政以及有关部门将进一步积极采取措施，切实加强对国有土地出让收支的管理，确保土地出让收支全部纳入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依法征收土地出让收入，同时也保证这些收入能够切实纳入地方基金预算。严格按照规定合理使用，加强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土地出让收入安全、规范、有效地使用。尤其是按照现在的规定，土地出让的净，首先要更多地用于农田和水利建设，用于保障性住房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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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财政’已经走到尽头了，不能老靠卖地来建设，你还有多少地能卖？”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6日在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举行的专题记者会上直言“土地财政”问题。
记者了解到，土地出让金已成为地方政府的一大财源。财政部3月5日提请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的201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显示，去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9109.94亿元，完成预算的213.2%。
政协委员、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杨先明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投资少、高、见效快是地方政府乐于经营土地这个“钱袋子”的重要原因。而在现行的房地产税费政策下，地方政府无疑是受益者。
杨先明指出，国家从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后，虽然财政收入大幅增长，但能够供地方政府独立支配的资金比较有限。相比之下，由城市扩张和土地占用带来的相关税费收入则由地方享有，这无疑激发了地方政府卖地生财的热情，并导致地方最终患上“土地财政依赖症”。
农工党中央在《关于调整“土地出让金”的收取和分配政策的提案》中指出，从许多地方的情况看，现行“土地出让金”的收取和分配政策对房价攀升有直接影响。地价房价急剧攀升，加剧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非正常扩大，提高了国民的生活成本和创业成本，削弱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基础。
代表委员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普遍认为“土地财政”不可持续，并蕴藏着巨大风险。土地是稀缺资源，这在一定层面决定着“财源”必然是极其有限的。不仅如此，“土地财政”也很难承受政策风险，一旦政策转向，地方经济发展必然受到影响。
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土地财政”还造成许多地方政府花钱大手大脚、热衷政绩工程、投资效率低下等种种弊端。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地方政府过惯了花“土地钱”的日子，一旦出现土地供给不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减少的情况，就有可能出现财政危机。
“地方债也和‘土地财政’有关。”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地方政府没有像样的税收来源体系，又需要财政收入做很多事情，于是就隐形负债。除了土地批租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绕开预算法的隐形负债、不规范的负债，这就可能蕴含一些公共风险。
代表委员们认为，目前急需开启新型、稳定的财源，以破解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症”。
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梁季阳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地方政府严重依赖土地收入不仅透支了城市发展后劲，更透支了子孙后代的权益。虽然解决“土地财政”问题的难度很大，但必须开辟新财源扭转现状。
贾康认为，目前一些零星的税种并不能构成所谓的地方税体系，这一体系必须使地方政府在各层级都有稳定的财源。
他进一步建议，要实行财政层级结构从中央到地方由五个层级扁平化为三个层级，进一步理顺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在中央、省、市县各级实现事权合理配置、财权与事权相顺应、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导向下，加快构建地方税体系，打造地方支柱税种以形成主体财源。比如，“十二五”期间应该通过改革使房地产税和资源税成为地方政府主要的收入来源，这将有利于总体上解决地方财政收入问题和地方税体系的构建问题。此外，适当提高地方税政管理权，同时强化和优化中央、省两级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县级财力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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