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暴利"难以启齿" 高息差是高利润最大推手
国际金融报2012/02/01 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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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市场化的目的应该是提高银行资金运用的效率，但是目前中国社会整体对资金的需求相当旺盛，而存款的增长相较于GDP增速则出现放缓，因此一旦利率市场化，反而很容易大幅抬升银行的风险”。
“这些年，整个银行业数字确实非常靓丽，尤其像今年，中国银行业一枝独秀、利润很高，不良率很低，大家有一点为富不仁的感觉，企业利润那么低，银行利润那么高，所以有时候利润太高了，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日前，民生银行行长洪崎这样的一番感叹，又将中国银行业暴利的老问题推向了舆论中心。
高息差是高利润推手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身处危机中心的欧美银行业曾经所拥有的靓丽外衣被层层剥落，为了生存，它们不得不向政府求援、资产重组、裁员以及直到现在仍备受欧债危机威胁。虽然近期包括国际评级机构在内的多家机构开始频频对中国银行业发出潜在风险的预警，但相较于欧美银行业的窘境，中国银行业的生存环境可谓令人羡慕。
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9月底，中国15家上市银行共实现6900亿元左右的净利润，同比增幅达到31.6%，其中12家上市银行的净利润增幅超过30%。其中，民生银行以64.42%的净利润增幅位居榜首。一般而言，企业有高盈利总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但中国的银行则反而显得有些“羞于启齿”。“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的银行赚钱太容易了。”一位银行业内分析人士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孙茂辉表示：“中国银行业盈利的主要来源依旧是存贷款息差。尽管今年货币政策的紧缩导致银行房贷量大幅下降，但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始终旺盛，所以银行的息差反而有所扩大。同时，随着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以及与国际的接轨，中国银行业的表外业务等非传统收入也大幅增加了。”
不过，孙茂辉认为，中国银行业的高利率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银行本身所导致的，而是源于政策制度的优势。“在中国，银行是一个相对比较特殊的行业，其准入门槛与退出门槛都相当高，因此不能把银行利润与一般行业的利润做简单对比。”
“中国银行业几乎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库，更承担了很多在国外是由政府财政承担的任务，所以对银行业的保护也更重。”上述分析人士指出。不过，孙茂辉表示：“中国银行业的盈利不能仅局限在短期，未来要立足于长期，并将利润摊薄到长期的盈利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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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当前市场普遍认为，中国银行业的暴利时代正在或将要消失。安邦咨询在其一份研报中指出，金融市场的高度管制、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异化，以及超量的货币供应成就了中国银行业的虚假繁荣，高利润的背后难以掩盖竞争力下降的后果。
上述分析人士指出，当前中国银行业产生高利率的土壤正在逐步消失。“一方面，金融危机后全球监管对银行业的要求更高，这也就意味着银行业的运营成本将有所提高。另一方面，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利率市场化是大势所趋。一旦中国实行利率市场化，银行业的息差势必将有所缩减。”
今年，由于货币政策不断紧缩，流动性不足，银行纷纷在表外资产方面动脑筋，通过各种方式将表内资产转移至表外。“虽然监管机构针对这些现象做了一些叫停、惩罚等措施，但银行依旧在大打擦边球，尤其在利用短期理财产品揽储方面。因此，监管层的监管需要更加清晰、明确，甚至超前，不要一味地只在问题出现后再行监管。”孙茂辉指出，“监管的强化有助于银行降低高风险、高盈利的动力。”
不过，尽管孙茂辉认为利率市场化将降低银行的利润，但是他认为，当前在基础性工作还没有做到位的情况下不宜推进利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的目的应该是提高银行资金运用的效率，但是目前中国社会整体对资金的需求相当旺盛，而存款的增长相较于GDP增速则出现放缓，因此一旦利率市场化，反而很容易大幅抬升银行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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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先生是笔者尊敬的少数有良知的经济学家，但笔者对茅先生1月9日发表的《金融行业赚的钱不是剥削和欺骗》一文，有不同看法。
茅先生的大意是，传统经济学认为只有生产劳动才能够创造财富，银行等服务业自己不能创造财富。实际上，虚拟经济也是创造财富的。金融业创造财富，主要是通过对资产的有效配置实现的。中国金融业配置了资源，赚取了利润，所以不仅不应该被抨击，反而应该大力肯定。
茅先生还说，反对高利贷是不懂得金融业如何创造财富的另一例子。利息率高，说明“钱尽其用”了，没有理由禁止它。我们也不赞成高利贷，但是消灭高利贷的方法恰好不是禁止它，而是鼓励大家都去放高利贷。资金市场上资金充足，利息率自然会下降。
中国的银行与西方发达国家银行有本质的不同。西方银行是私人的，中国的银行是政府的（虽然也有私人的成分）；西方银行要靠良好的经营维持信用；中国的银行很大程度上是“借用”了国家的信用。中国储户坚信在任何情况下银行都不会倒闭，银行自身对风险防控也无需过分操心———反正有国家呢。这是分析中国金融业问题的前提。
2011年中国16家上市银行创造的净利润，大致相当于全部2304家上市公司净利润的一半。这样的暴利不要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让人惊异，就是近10年来也是罕见的。
去年银行的暴利怎么来的呢？主要靠了两件武器：负利率和高存款准备金率。
在去年控制通胀过程中，央行主要采用了频繁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而不是提高利率的办法。这种通过控制贷款数量，而不是通过垫高资金使用成本控通胀的政策，带来两个重要影响。一是银行能从储户中取得廉价资金；二是“资金饥恶”加剧了实体经济对有限资金的争夺，抬高了实际贷款利率。一低一高，丰厚的息差就出来了。这里有两个“市场化”的问题：一是储户嫌存款利率太低，你可以不存啊！问题是不存银行，连那点可怜的利息都没有。如果放开存款利息，银行有了竞争，储户可以选择存款利息更高的银行。二是银行放贷时根据市场化原则，必然优先选择盈利状况好、风险较小的大企业特别是垄断大企业，而风险较大、贷款成本较高的中小企业几乎很难获得贷款。按照“市场抉择”的理论，谁让小企业弱来？你贷不到款活该！这样资源配置就越来越向优势大企业集中，而薄弱的小企业永远发展不起来。
民间高利贷又是怎么产生的呢？小企业无法从银行贷到款，转而求助高利贷；一部分聪明的储户不堪忍受率利率，将储蓄从银行取出交给高利贷打理。有需有供，高利贷就产生了。高利贷以前也存在，但从来没有像去年这么疯狂过。所以，正是央行“重数量、轻利率”的调控政策，一手造成了银行的暴利和高利贷的猖獗。
茅先生所赞成的“人人都放高利贷”，实际上是主张利率市场化。从这一点看，笔者的观点与茅先生完全一致。所不同的是，笔者认为，非市场条件下银行的暴利就是剥削和欺骗，必须制止和改变。如果通过放开管制、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来削减银行暴利，当然是最彻底的办法。但在市场机制一时建立不起来的情况下，应该及时动用行政力量纠正。具体来说就是：一，大幅度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二，小幅度提高存款利率；三，贷款利率不动。
央行会这么干吗？经验告诉我们，降准有可能，但存款利率上浮、贷款利率不动几乎没有可能。央行是中国人民“银行”，在金融政策制定方面，大金融机构的发言权要远远大于储户和小企业发言权的总和。这正是现存体制的悲哀。
回到原题。茅先生的论断让笔者想到了鲁迅先生《立论》一文里的小故事：一家人生了小孩，某人说：“这孩子将来要死的。”招来一顿暴打。“这孩子将来要死”，是真理，但是很不合时宜。茅先生通过虚拟经济也创造财富，说明金融行业赚的钱不是剥削和欺骗，不仅忽视了中国金融业吃政策“偏饭”的现实，而且与当前中央强调制止资本虚化、支持实体经济的大背景不合时宜，不招来暴打算万幸！
理论是理论，现实是现实。当理论与现实不符的时候，现实是老大。当市场机制尚未确立的时候，拒绝行政力量介入就是迂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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