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省争抢首都产业转移 天津发改委明确回应

据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报道，“京津冀一体化”、“行政副中心”等概念，让环北京地区的楼市在最近的两周内异常火爆。今天是清明小长假第二天，北京的上班族纷纷出动，去北京周边看房。经济之声记者也加入了看房大军，站来到了距离北京70公里的涿州。

京津冀清明看房记：人山人海 八方来客 大大出人意料

据记者王浩介绍，中午12点到达了高速公路涿州出口，刚一下出口就一下子围上来一群人，大概是十来个小伙子不断地拍打车窗。记者刚把车窗打开一条缝隙，几十张楼盘的广告单一下子就塞了进来。涿州现在主打的是高铁概念，高铁涿州站附近的几个楼盘根据户型的不同，价格在每平方米7500元到1万元之间。相比副中心这个概念被媒体报道之前，上涨了2000元左右。

很多的售楼大厅人多到很难挤进去。在昨天的销售现场，楼盘的销售人员都在不断强调一个概念，就是“抢房”。那什么是抢房呢？昨天下午2点，正好有一个楼盘放号，记者去现场也体验了一把。200多套房子有800多人在排号，现场场面十分火爆，甚至不时会爆发一些冲突。

记者随机采访了7、8位买房人，毫无例外都是从北京来的。简单分下类，大概分这么几种情况。一类是投资的，看好涿州这一带的发展。另一类就是纯投机，比如宁夏或者内蒙的煤老板，一下全款买了几十套房子，这种消息也是真假难辨，也很有可能是楼盘的一种销售策略，姑且听之。第三类则是刚需。第四类就是因为产业转移所带来的需求。我碰到了一位北京来的男士，他们公司就正在从北京前往涿州搬迁。

求证：七省组团拜会发改委争抢首都产业转移，是否属实？

“京津冀一体化”的春风不仅点燃了涿州、保定的楼市，也正在让北京周边更多省市眼红。实时消息说，有媒体报道，七个省市区组团拜会发改委，想要争抢首都产业转移。报道说，河北、天津近水楼台，呼声，而周边的山西、内蒙古、山东等省区也不甘落后，希望分一杯羹。事实究竟如何呢？《天下财经》编辑崔砚冬，昨天进行了一番求证。

先来看河北。这个省的热情是确认无疑的，多家媒体报道：河北省工信厅厅长王昌说：“河北正在制定‘产业转移地图’，哪一块放在哪儿比较合适，这样有一个引导，才能把北京的、天津的、河北的各自相互的优势发挥出来。

同河北省的热情相比，内蒙古自治区相关负责人并没有直接回应，但却有明确表态。中央台记者宝音昨天采访了内蒙古发改委的官员，这位官员说，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需要冷静分析，不能一哄而起，对于首都功能的转移，有些需要政府推动，有些需要市场作用。

天津方面，对七个省市区组团拜会发改委这一消息，有明确回应。天津发改委一位官员昨天在接受《天下财经》采访时这样说：“产业的发展应该按照产业的规律，应该由企业来做这个事儿，不应该由政府来参与。可能区县政府听说中央有这个消息，他们因为都有招商引资的压力，就会动员他们的招商部门去和北京的企业、研究机构对接，这种情况是有的。但是并没有说给地发改委上手去抢。”

转移首都产业 还有多少蛋糕？

无论多少个地方争抢北京的产业转移，人们想知道的是：北京是否有那么多的产业可以转移？哪些产业能够转移？就此，我们采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专家马庆斌。他认为，北京转移产业可从非核心性产业入手。

马庆斌说：“比如中低端的制造业，像钢铁制造、零配件制造这样的制造业能不能转到其他地方去，除非高端的我想可以留在北京，但是一些相对来说中低端的，它总需要一个梯度。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也可适度往外转，比如服装，周边地方能够承接的产业。”

不过，在国际金融论坛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易鹏看来，北京能转移出去的产业，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多。

易鹏认为，北京第三产业的比重非常高，达到76%左右，所以它的第二产业制造业已经很少了。而在制造业中像北京汽车、燕山石化这种制造业北京也不会把它转移出去，所以北京能够转移出去的产业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多。但是，我们也能理解，各个地方可能会利用北京功能疏散的机会，希望加强和北京的对接，比如创新联盟的作用，中关村能不能设立分园，能不能把北京的服务业，像医疗转移出去，这些是有转移空间的。

经济之声评论：警惕借机炒作房地产、制造“鬼城”！

北京是个产业聚集大区吗？显然不是。北京能够转移那么多产业吗？显然不能。这样的组团拜会发改委消息来势汹汹，不排除标题党、夺人眼球；不排除调查不实，捕风捉影，但有的却并非空穴来风，一方面这是地方利益驱动，另一方面也有借机炒作的嫌疑。保定等地楼市的疯涨，就是明证。我们所担忧的是：借机炒作房地产，固然能够带来一时繁荣，但支撑楼市疯涨的基石在哪里？是否会昙花一现，再现“鬼城”？保定会不会是下一个？我们希望不是，但昨天又有新的消息出来：陕西神木房价腰斩，地产商资金链断裂、急病身亡；山东省海阳市成为下一个海景房鬼城，节假日都罕有人至。真是旧的不去，新的又来，鬼城不断，还要劳民伤财、徒增浪费到几时！种种教训，我们该警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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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卖地财政让地方政府低估了鬼城潜在风险

近几年来，“鬼城”成为媒体批评房地产泡沫时常常引用的一个现象。所谓“鬼城”，一般来说，就是在该区域内兴建了大量住宅项目，但是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大量住宅空置，并没有如期引来人流。

　　去年，国家发改委曾对12省区做过“新城区”调查，发现平均每个地级市要建约1.5个新城、新区，而且许多新区动辄就是数十甚至上百平方公里的大手笔规划。地方政府为什么会有动力来造新城？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城市化使得大量人口向城市流动，而城市原有城区无法容纳下这么多的人口，因此必须在城市周边另辟新城。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流动人口数量达2.36亿人，而这些人口绝大多数集中在城市周围，因此建设新城也就在所难免。以上海松江区为例，截至2013年底，松江常住人口已经过200万，而户籍人口大约共有60万不到。在这个背景下，建设新城区也就水到渠成。

　　为什么很多新城会成为鬼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超前。如果再回到10年前，那么现在看起来很多很繁华的新城也就是某种意义上的“鬼城”。以上海浦东为例，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区常住人口为3187445人，但是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常住人口已经达到5044430人，十年共增加1856985人，增长58.26%。10年前上海浦东很多地方还是空空荡荡，而现在这些地方已经是车水马龙川流不息。

　　但这是不是意味着现在的这些新城未来都会成为闹市区？这倒不一定。从这几年中国的人口流动趋势来看，中西部向东部流动、农村向大城市流动是人口流动的主要方向：中西部地区的绝大多数省份都是常住人口少于户籍人口，包括东部地区在内的绝大多数县城的常住人口都少于户籍人口。而且从可见的将来，这个人口转移趋势还不会发生改变，如果将新城建设在不是人口增加的区域，那么新城还是会变成鬼城。

　　以浙江省为例，在全省58个县(市)中，2010年常住人口数高于2000年的县(市)为31个；而在常住人口数的20个县市中，只有武义、三门、云和和岱山四个县的常住人口数在增加，其他县(市)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很多县的常住人口数更以20%的速度在减少。如果再计算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比值，那就更有意思。全省58个县(市)中，只有17个县(市)的常住人口数高于户籍人口，不少县城的常住人口甚至只有户籍人口的70%。

　　尽管浙江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省份之一，而且其县域经济也被视为国内的领头羊，但是即便如此，还是抵挡不了这些县人口变少的趋势。不过有意思的是，即便这些地区的人口在减少，但这些县城建设新城的决心却不变。

　　还是以浙江某中部县城为例。根据2012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县域总体规划的批复》来看，该县中心城区规划面积228.06平方公里，2020年人口规模按县域常住人口23万人、城镇常住人口15万人、中心城区常住人口10万人规划。但过去十年，该县的常住人口都是在减少，如果一直持续过去十年间的人口变动趋势，2020年的常住人口无论如何也达不到23万，甚至可能只有16万。这意味着以23万人口为目标而投入的基础设施很大程度上会被浪费，当然，这个县城所建造的新城也可能是“鬼城”。

　　难道地方政府没有看到人口流动的趋势？显然不是，各地地方政府都有统计部门，明显知道人口的流向。为什么明明知道人口在减少，但是各级地方政府还是愿意大兴土木建设新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过去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使得它们认为建设新城的成本完全可以获得弥补，而且通过建设新城还可以增加GDP，何乐而不为呢？

归根结底一句话，那就是卖地财政让地方政府低估了“鬼城”的潜在风险。在过去十多年中，那些以土地为抵押品进行新城开发的城市几乎都取得了成功：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深圳、厦门等经济特区被迫尝试仿效香港，通过出让城市土地使用权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从此开创了一条以土地为信用基础，积累城市化原始资本的独特道路———这就是“土地财政”的由来。随着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和2003年土地招拍挂等一系列制度创新，“土地财政”不断完善。急剧膨胀的“土地财政”，帮助地方政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累起原始资本：城市基础设施不仅逐步还清欠账，甚至还建设了超前的基础设施———如新城。

　　但是世界上没有只涨不跌的事物，房地产也不例外。尽管在过去十年城市房地产如火如荼，但是一旦城市土地供应超过实际需求，那么价格就会发生回落，目前大规模建设的新城也是如此。可以预见，很多县城所建设的新城区可能都逃脱不了“鬼城”的命运；如果仅仅是“鬼城”倒也罢了，更要命的是所有的这些新城建设都是通过银行信贷，最终这笔债务会由当地居民承担，甚至可能引发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