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借房给儿结婚 古代房奴的蜗居生活大揭密（图）
环球网2012/07/31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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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环球网）房子，可以说是现代人最最关心的话题，特别是近年来房价不断疯涨的形势，令所有人都疯狂起来。有半夜排队买房的，有手里拿着一大批房不肯卖的，有甘愿赌上后半辈子幸福也要买大房的，还有更多人只能眼睁睁看着房价往上涨而买不起的……
面对房地产市场里各种光怪陆离的现象，我们不禁要问，是否只有现代人才会面对如此紧张的房产问题？如果生活在古代，我们还需要为买房发愁吗？
幽静古镇令人向往
两千九百多年前的一桩地产交易
要了解古代的房地产市场，首先要知道古代是否有房地产交易。在多数人的印象中，房地产交易也就是最近二十几年的事情，而售楼部、开发商、分期付款、货币购房、按揭、房奴、开盘、过户，这些热门词汇都是最近这些年才出现的。其实，事情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研究古代房地产多年的著名专栏作家李开周告诉记者，现在房地产市场上所有的现象在古代也有，根据考古实物和历史文献证明，中国在西周时就出现了土地交易，在战国时就有房屋买卖。
在一个名字叫“盉”的西周青铜器上，就刻有一段关于地产交易的铭文，意思大致就是在公元前919年农历三月份，一个叫矩伯的人分两次把一千三百亩土地抵押给一个叫裘卫的人，换来了价值一百串贝壳的几件奢侈品，包括两块玉，一件鹿皮披肩，一条带花的围裙。
这是目前发现的的一宗不动产交易。
而就在矩伯和裘卫两人完成土地抵押交易的93年后，也就是周厉王三十二年又发生了一宗土地买卖。这宗土地买卖的交易过程也被刻在青铜器上。
这次记录的是周厉王买地的事，周厉王为扩建王宫，买下一个叫鬲从的人的地，没有立即给钱。鬲从担心周厉王赖账，周厉王派人对鬲从说：“你别怕，我一定会照价付款的，如果我赖账，就让上天罚我被流放好了。”这是个很毒的誓。
周厉王买地花了多少钱，铭文上没写。不过李开周说，有人买地，有人卖地，说明当时除了有土地抵押，还存在土地买卖，房地产市场已经有了雏形。
有土地买卖，就应该有房产商开发。那么，的房地产商究竟出现在什么时候呢？是否这时候就已经有了开始琢磨着从房地产中谋取暴利的商人呢？
古代只有二手房买卖，倒腾房地产多为玩票
李开周告诉记者，如果我们所说的开发商指的是现代房地产开发企业，那么中国古代肯定是没有这样的开发商的，因为中国古代没有企业，而且在古代，房地产市场主要还是以二手房买卖为主。
在古代，一套住房的代业主，一般都是自主建房，也就是说，这套住房最开始一般都不是从市场上买来的，都是代业主自己盖的。房子盖好后，因为种种原因，这套房子被卖掉，卖给第二代业主，然后再卖给第三代、第四代业主。总的来说，从战国到明清，中国房地产市场上卖来卖去的主要是二手房，也不存在产权年限一说。
不过到隋唐时，倒是有人专门开发商铺，盖好之后，或租或卖，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可算是开发商。有个叫窦乂的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李开周说，窦乂这个人非常传奇，他生在陕西，很小的时候就死了爹娘，无依无靠，跟着舅舅一块儿生活。他舅舅是个公务员，住在长安城。窦乂先通过卖鞋、卖树等生意赚了一些钱，后来有了80万钱的身家，于是开始向房地产行业进军。当时长安西市有一个废弃的化粪池，面积不小，有十几亩，闲置七八年了，一直没人买。窦乂把它买了下来，雇人填平，在上面盖了20间店铺，租给波斯胡人做生意，平均每天都收上来几千钱的房租。
再后来，窦乂听说当朝太尉李晟喜欢打马球，于是斥资70万钱买下一块地，又花30万钱把这块地建成一片马球场，送给了李晟。李晟很高兴，从此跟窦乂结成死党，有求必应。有这种靠山保驾护航，窦乂发得更快了，不到40岁就成了长安首富，人称“窦半城”。
除了像窦乂这样的开发商，古代的开发商还有一些是公务员、退休干部等，甚至官府自己就是开发商。
比如在北宋，中央政府下面就有个专门搞开发的机构，叫做“修完京城所”。这个机构本来只能是修筑城墙和宫殿，后来城墙修得差不多了，宫殿也盖得够豪华了，这个机构就开始转型，开始给中央财政搞创收。怎么搞创收呢？修完京城所向朝廷请示，划拨给他们大片地皮，他们在上面盖住宅盖店铺，盖好了，有的卖给老百姓，有的赁给老百姓，给国库做了很大贡献。
但是李开周说，所有这些开发商都不专门从事房地产开发。也就是说，他们搞房产开发只是多元化经营的一种，没有谁只靠卖房子吃饭。从唐朝到清末，中国一直没有职业的开发商，只有业余的开发商。
职业开发商到民国才正式出现
为什么古代没有纯粹的开发商。李开周告诉记者，首先，从汉朝开始，传统中国一贯重农抑商，单靠造房子赚钱，会被大伙瞧不起。北宋初年有个人叫陶毂，据他描述，当时只要有人盖房子往外出租，大伙就说这人是市井小人，挣来的钱就叫“痴钱”。就是呆傻的意思。可见在那时候，连做房东都受歧视，更别说做开发商了。
其次，做开发商最需要的是钱。买地、买建材、雇人、摆平关系，哪个环节都得花钱。尤其买地，流动资金不能少，钱不够，就得找同行拆借，或者找银行贷款。古代没有银行，但有钱庄，可是钱庄规模一般很小，即使有一些大型的连锁的钱庄，他们也不做开发商的生意，都把钱借给别的老板了。史料上有这样两个办理房地产抵押贷款的例子，一个是南北朝时候的梁朝郡王萧宏，让人家拿着房契去贷款，一张房契只贷给几千钱；还有一个是明朝嘉庆年间山阴县的一个富户，名叫求仲，的一次才贷给15000文。这点儿钱别说搞开发，吃一顿大餐都不够。
直到民国时期，外国银行纷纷到中国开展业务，开发商们才能贷到大笔的贷款。所以中国的职业开发商直到民国才出现。
古代开发商如果大量囤地得挨板子
不过李开周说，在中国古代，最不利于职业开发商生存的，还是政策因素。具体些说，就是古代政府一般不允许商人购置大量土地。
以唐朝为例。唐玄宗在位时，土地政策里有这么一条：“应给园宅地者，良口三口以下给一亩，每三口加一亩，贱口五口给一亩，每五口加一亩，……诸买地者不得过本制。”意思就是说，政府给老百姓划拨宅基地，划拨的宅基地大小取决于家庭等级和家庭人口，如果是平民家庭，每三口人给一亩宅基；如果是贱民家庭，每五口人给一亩宅基。另外老百姓也可以购买宅基，但是购买的面积有限，不能超过政府规定的指标。
政府规定的指标是多少呢？平民家庭买地，每三口人，只能买一亩宅基；如果是贱民家庭买地，每五口人，才能买一亩宅基。
在唐朝，商人也属于贱民，再有钱的商人也是贱民，贱民老板去买地，即使是上百口人的大家庭，也只能购买20亩地，用这20亩地搞开发，一两年就倒腾光了。而如果超标大量买地会怎么样呢？
唐朝法律规定：“诸占田过限者，一亩笞十。”意思是买地超过指标的，得挨板子，每超出一亩指标，挨10大板。
北宋开封的拆迁费每户相当45600元人民币
虽然古代开发商没有现如今的开发商这么“牛”，环境和政策对他们都不太有利，但是在拆迁问题上，始终还是开发商们占优势。就比如窦乂，他就知道要搞房地产，首先得朝上有人，于是傍上了当朝太尉。
古代拆迁过程更为暴力，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国家要用哪里就用哪里。当然，在古代，也不乏一些民主的君主。例如北宋元丰六年（1083年），开封外城向外拓展，规划中的新修城墙要占用120户居民的住宅，宋神宗让开封府制定拆迁补偿计划，开封府写报告说，总共需要补偿款两万零六百贯，平均每户至少能拿到补偿款171贯。
当时的171贯铜钱，大约等于现在的四万五千六百元人民币。这些钱能不能在宋朝买到房？
不捞钱的苏东坡只能借房子让儿子结婚
古代的房价，也是有高有低。就说北宋，首都开封的房价不是普通人能承受得起的，连很多名人都是买不起房子的。比如苏东坡，他一生也没能在开封买到房子，只是在其他小地方买了几套。他儿子在开封结婚，没有新房，苏东坡很着急，最后还是借了一个朋友的房子，才算把喜事办了。
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也是。苏辙参加工作几十年，到七十岁那年才买上房子，而且不是在首都开封买的，是在开封南边的一个城市许昌买的。在买房之前，苏辙写过一首诗，说“我生发半白，四海无尺椽”，又说“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意思是，我活了大半生，头发都花白了，还没弄上一套房子，搞得自己在儿子们面前抬不起头来，他们还老是抱怨我。
买不起市区房的白居易权当候鸟族
古代人买房子，也跟现在人一样，要考虑很多因素。
也是看房价是否承受得起。不管是古代购房者，还是现代购房者，买房之前都会掂量一下楼盘的价格和自己的腰包。比如苏氏兄弟，一辈子也没在首都买房，而是到其他相对便宜的地方买房。而唐代诗人白居易买房更有意思，跟现代都市打工族的买房经历很像。
白居易二十八岁考中举人，二十九岁考中进士，三十二岁参加工作，干的是“校书郎”，就是在中央办公厅负责校对红头文件的工作人员。级别呢，是正九品，相当于一个小县的县长，不过工资却不低，每月一万六千钱。白居易在长安东郊常乐里租了四间茅屋，因为离上班的地方远，又养了一匹马代步，此外还雇了两个保姆，这样每月的开销是七千五百钱，剩下八千五百钱存起来。但是存了十年，他也没能在长安买下一套房子。
后来白居易觉得这样长期租房不是办法，就跑到陕西渭南县，也就是长安城的卫星城，买下一处宅子，平时住在单位，逢假期和休息日就回渭南的家。有点和现在的大都市白领差不多，在郊区买房不住，而在城里租房上班。
古人卖房子得让邻居签字同意
除了看房价，古代人买房也要考虑位置和周边环境是否合适。古人跟我们一样重视居住环境，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孟母三迁。不过李开周说，古代人买房考虑最有意思的一点，还在一个叫亲邻纠纷的问题上。
李开周告诉记者，现在人买房之前，一般都是调查房子的权证是否齐全，质量是否过关。而古代人买房之前，主要不是调查房子的权证和质量，而是调查卖主，搞清楚他的家人、族人和邻居是否同意他卖房，因为在古代，一所房子能不能出售，并不需要通过物价局、房管局的批准，却需要通过卖主家人、族人和邻居的批准。正规的做法是拿一个小本子，把亲戚邻居的名字都列在上面，然后从族长老太爷到隔壁大妈，让他们挨个签字。假如其中一个拒签，这房就别打算卖了。
房奴生活窘迫连被子都是租的
现代人因为房价过高，买了一套房子后，因为要每月还贷，就会沦为房奴。那么在古代，是否也有房奴一说呢？是否也能贷款买房呢？[你是房奴吗？你将成为房奴吗？参与讨论，说出你的观点！]
古代也有房奴，不仅有房奴，也有蜗居。北宋初年有个大学士叫陶毂，他亲眼见过老百姓的住房是多么紧张。“四邻局塞，半空架版，叠垛箱笼，分寝儿女。”就是说房子太小，就在房子天花板和地板的中间加一层，隔成小复式。卧室太小，放不下床，就把箱子柜子什么的拼起来，让孩子们睡。这种一家三代挤一个小房子的居住生活，跟电视剧《蜗居》里出现的场景差不多。
宋朝江浙一带也出现过房奴，有个叫张仲文的宋朝人写了一本书，书名叫《白獭髓》，这本书里描写房奴生活：“妻孥皆衣蔽跣足……夜则赁被而居。”存款和借来的钱都砸到房子上了，只能节衣缩食还债，不但老婆孩子身上没一件好衣服，连被子都是租人家的。
清朝也有房奴。光绪年间，北京有人买不起房，就自己盖，盖也盖不起，就借钱盖，然后慢慢还。有一首竹枝词唱道：“搭得天棚如许阔，不知债负几多钱？”
至于古代贷款买房的事情是到清代才出现的，清朝就出现业主拿着产权证明去当铺办理抵押贷款，而真正意义上的住房按揭，是到民国时代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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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年人口大约4至5亿，是现在的1/3。那么，清朝房价是现在的多少呢？
最靠谱的比较，是用普通人的年收入来比，看到底多少年的收入可以买一套房。
七个例子
由于清朝人不研究房价，所以查不到系统的材料，只能找几个例子，不知道是否能全面反映出当时的情况：
清朝古宅
例一：乾隆十六年(1751年)，天津丁予范在刘家胡同二道街买了一块地，盖了一处四合院，这四合院占地近一亩，盖了10间房，连买地带盖房，花了180两银子。
房价与收入比较
房价与收入
《大清会典》卷二一“文职官之俸”条：“一品岁支银180两，二品150两，三品130两，四品105两，五品80两，六品60两，七品45两，八品40两，正九品33两有奇，从九品、未入流31两有奇”。此为基本工资，称“正俸”；而“京员(中央机关和京城地方官员)例支双俸”，即在基本工资之外加发同样数目的津贴，称“恩俸”；此外“每正俸银一两兼支米一斛，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加倍支给”，称“俸米”；三者相加，就是清朝公务员的工资了。
一个七品知县工资45两加45斛米，年收入约合56两银，相当56×150=8400元。(1斛相当100升)
清五品郎中何刚德《春明梦录》云：“余初到京，皆雇车而坐，数年后始以24金买一骡，雇一仆月需六金；后因公事较忙，添买一跟骡，月亦只费十金而已。”一只骡子24两×150=3600元，一个仆人月工资6两×150=900元，比现今的标准略低。
从以上可以看出，清代的官吏收入是很低的，一个七品知县的工资抵不上一个仆人，所以清代的官员贪污是必然的，所谓3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实在与工资不成比例，所以实际收入高得吓人，相当于年收入500万元。
清代无论官吏还是仆人，在北京市区范围内买得起一套四间瓦房(草民买差一点的)，相当现在100平方米的房子，需要多少银子呢？
答案是：普通人一年的收入就够买一套房子了。
(现在说的一人多少年收入买一套房，也是取普通人。不要拿一个穷困农民的收入来算，那样的话，他1000年的收入也买不起北京新街口一套房)
并且，清朝人买的，基本上还是连排别墅型，还没有公摊面积。
“白领”主要是指：拥有大专以上学历，工作年限在3～10年之间的年轻人群。对于匆匆行走与都市的白领们来说，房子似乎成为他们永恒的话题。一套房子，似乎只有有了主人之后，才会变成一个真正的家。变得温暖，使人产生依恋。但是，在房价日益上涨，房贷逐日增加的今天，买房对现在的都市白领也是一种考验。多数白领对买房也兴叹！
选房细节无一漏掉 网友戏说买房的16种死法(图)1、看房子的各种广告，词藻华丽，精美，描述的生活很美，爱死；2、房子太多，性价比不错的太少，一到周末四处看房子，跑死……
清朝古宅
例二：道光十八年(1838 年)，天津任秀坡花200两银子，把丁予范在刘家胡同二道街开发的这套四合院接了下来，加盖一间客房、一间门楼、三间书房、三间板房，总共投资了350两，最后卖了600两。
清朝古宅
例三：乾隆十二年，北京内城西北角太平湖东(新街口)，七间半85两，相当于现在12750元。
例四：乾隆十三年，北京内城新帘子胡同(长安街南，新华门与和平门之间)，四间瓦房70两，相当于现在10500元。
清朝古宅
例五：康熙五十七年(1718)，北京大兴县北城日南坊(坊名“日南”，相当于某某街道)有一所楼房出售，该房临街，下面两间开店，上面两间住人，楼后加盖厢房一间，合计5间房，卖了210两(参见张传玺《中国历代契约汇编考释》)。
清朝古宅
例六： 乾隆五十八年(1793)，安徽休宁县二十一都二图(“都”相当于乡镇，“图”相当于行政村)也有一所楼房出售，不临街，但宅基较大，房子共4间，卖了270两(同上)。
例七：咸丰七年(1857)，浙江山阴县三十六都三图有人卖房，共计平房3间，卖了60两(同上)。
(备注：下面按每间大约15平方比较)
当时米价
大米与稻谷
为了能与现代可比，按大家常用的粮价来做衡量。
在清朝米价的波动比较大，按最太平盛世的清乾隆年间算，粮价大约15文钱/升。一升米据说大于1斤，不到1.25斤，按照1.25斤来算，现今超市的米价1.8元/斤，则一升米价格为2.25元/升。1两银合1000文，1000/15×2.25=150元，清乾隆的1两银子相当于现在150元。
房价与米价比较
清朝古宅
1两=1000文，则新街口的房子(七间半)换算=85000文，新帘子胡同的房子(四间)=70000文，分别相当于5667升米和4667升米。
如果每间房子按照25平方米计算，新街口房子面积187.5平方米，新帘子胡同的房子面积100平方米，则新街口的房价为30.23升米/平方米，新帘子胡同的房价为46.67升米/平方米。
一升米据说大于1斤，不到1.25斤，姑且按照1.25斤来算。超市的米价1.5元/斤，则一升米价格为1.88元/升。目前，新街口的二手房单价在3万元/平方米。
用升米来衡量，今天的房价就是15958升米/平方米。
今天的房价粮价比，是清代的528倍！也就是说，今天要想买同样的房子，得用比当年多527倍的粮食去换。
中国古代曾经出台过什么样的限制性购房政策呢？
西汉：新房挨着旧房
先说西汉的限购政策。西汉建国后不久，大约在汉高祖刘邦的老婆吕雉吕太后当政的时候，朝廷颁布了如下规定：“欲益买宅，不比其宅，勿许。”
这条规定的意思是说，你想买房，可以，但有一个条件：你要买的房子必须紧挨着你现有的房子。
当时为什么会出台这样奇怪的限购政策？，西汉初年土地私有化还不明显，居民的宅基由政府统一划分、统一分配，一户家庭只给一块宅基，集体主义和理想化的色彩很浓厚。为了维持这个状态，政府不希望再出现土地兼并，不希望部分居民坐拥多处宅基而另一部分居民却身无立锥之地。第二，是为了方便登记人口和房产，便于管理。
唐朝：先问亲戚和邻居
进入唐朝，政策变了。这期间，出台了一种持续了1000多年的限购政策，叫做“求田问舍，先问亲邻”。什么意思呢？就是买地皮也好，买房子也好，不光要经过原业主的同意，还必须经过原业主邻居和族人的首肯，否则，不管你付给原业主多少钱，签订的合同多么完美，在法律上都是不被承认的。
唐朝的规定是这样的：“天下诸郡……有田宅产业……先已亲邻买卖。”这个规定，在后来的各个朝代都有类似说法。事实上，一直到清朝，甚至到了民国，“求田问舍，先问亲邻”的规矩还在局部地区持续，因为亲邻找麻烦而不得不取消交易、退换房产的案例屡见不鲜。解放前夕，还有人在买房之前，先在报纸上刊登启事，让原业主的族人和四邻直接跟购房人联系，如有意见赶紧提，别等成交之后再找后账。
元明清：买房限制多
从元朝开始，还出现了一种有趣的购房政策：不许当官的买房。比如，明朝就规定，“凡有司官吏，不得于见任处所置买田宅。违者笞五十，解任，田宅入官。”敢在工作所在地买房，让朝廷得知，扒光屁股打五十板，开除公职，最后还要没收你买的房子。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呢？其实，原因其实很简单：官员受贿的形式多种多样，唯独无偿或者低价受赠不动产难以查清，既然难查清，干脆就不让他们在工作所在地拥有房产。（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来源：现代快报）自古以来，住房问题就是一个让百姓苦恼的社会热点。为了解决住房问题，古代的各级政府部门也想出了不少法子。至于这些法子到底管不管用，那又另当别论。
◎古代公务员为何都是无房户
◎宋代杭州市长的宿舍是个什么样
◎清朝的经济适用房，其实专为特权阶层建造
北京四合院的模型,原来有很多四合院在清朝都是经适房资料图片
古代公务员都是无房户
说起中国古代的住房制度，最有趣的，当属官员的住房问题。在人们看来，封建社会的官员是吃皇粮的特权阶层，他们的住房问题皇帝当然也管。这种想法，只对了一半。
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般朝廷官员根本不敢奢望有自己的房子。秦朝官员的工资，实行“秩石制”，直接发粮食当工资。官员职位越大，也仅仅意味着，他能领到更多的粮食，并没有其他特权。从西晋开始，为了优待官员，才正式按照官品占田。
然而，皇上给的地，和官员任职的地方常常不一致；而且按照唐朝末年之前的规矩，一旦官员退休，在职时的俸禄一律停发，这地也得还给皇帝。因此，在皇上临时给的地上盖房子、到最后又给别人住的那种傻事，当然没人肯干。
为了省却许多麻烦，更是为了办公的需要，许多官员就直接把家安在了条件相对优越的衙署里——或者叫机关宿舍更合适。异地做官，则举家搬迁到新宿舍。如果不幸被淘汰出官场，那就想办法另谋生路或者回老家过日子。
唐末以后，退休的官员有幸能领到一半的俸禄，但退休后的住房问题，政府还是不管。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古代公务员一退休就无家可归。有些人家里本来就有土地，从来都不用发愁住房问题；皇帝高兴了，也会给官员赏赐土地和房屋；另外，假公济私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晋书》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说先前的官员调任，将政府借给他和家属居住的官邸据为私有，新官上任，只得重建。
到了宋代，官员想占用公家的房子难度就大了。当时的制度规定，凡州军常例之外的财务，不能由地方擅自决定，需要事先禀报代表中央财政的转运司，申核上奏。比如，北宋元祐年间，苏轼担任杭州知州时，就给中央上了一道《祈赐度牒修廨宇状》。苏轼称，杭州的机关用房，多是五代时期留下的建筑，“皆珍材巨木，号称雄丽。自后百余年间，官司既无力修换，又不忍拆为小屋，风雨腐坏，日就颓毁。”至于那机关办公用房到底坏到什么样子，苏轼说，房屋都成了楼歪歪，“但用小木横斜撑住，每过其下，栗然寒心，未尝敢安步徐行。及问得通判职官等，皆云每遇大风雨，不敢安寝正堂之上”。
苏轼派人核查计算，要把办公用房和宿舍都修好，需要四万余贯钱。于是，他“乞支赐度牒二百道，及且权依旧数支公使钱五百贯。”
宋代时期，苦于苛捐杂税，很多人纷纷涌往寺院出家。要出家需要政府的认证，也就是要有一个身份证明——度牒，而政府则按照一定的人口比例颁发度牒。因此，当时度牒成为“有价证券”，可以卖钱170贯。苏轼向中央要200道度牒，大概能卖到34000贯，再加上按惯例从财政支取的500贯，勉强凑够修缮费用。
宋朝的政府机关大院，虽然破旧了点，但比一般的百姓住房还是要好很多。不过，和前朝一样，官员一旦退休，就得让出住房。至于退休后该住哪里，皇帝是不管的，皇帝操心的，倒是官员退休后，不该住在哪儿。比如，南宋规定凡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休官后，三年内不许在任职地居住，倘在当地有亲属，或置有财产，三年以后也不许居住，违反者处一年徒刑。
五代时期，拆违工作搞得挺人性化
和公务员们比起来，政府对黎民百姓的住房，限制政策算是少了。因此，老百姓如果手头有钱，造间房子也不算很难。胆子大的人，常常占用公家的土地造房子，未经合法审批就公然入住了。例如，《五代会要》卷二十六中记载，当时在很多城市里，都有百姓侵占公共用地私自盖房。因为这种现象很多，官府也不敢强行制止，怕招来民怨，但是如果不闻不问，越来越多的市民效仿，那显然也不行。
该怎么解决呢？后唐明宗时期，颁布了一道诏令，京城闲置的空地，让老百姓公开竞标购买，谁出的价格高就卖给谁，然后他就可以合法地盖房子了。
至于百姓已经盖好的“违建”，该拆还是该留，政府也给出了标准。“诸坊巷道两边，当须通得车牛，如有小街巷，亦须通得车马来往，此外并不得辄有侵占。”对于一些虽然合法，但按照新规定又算是占用了公共用地的民居，政府实行人性化的拆迁安置，“委河南府估价收买”。拿着卖房子的钱，市民可以另行购买土地和房屋。
如此政策，政府虽然要为一部分人的拆迁安置掏钱，但是通过出让闲置土地，获得的远大于损失。而且，百姓原本不合法的违章建筑，通过有效的行政手段，也就“合法”了。这种怀柔政策，不失为解决百姓住房问题的良策。
宋朝官府用招标的方式出售公房
到了宋代，土地“公开招标”政策被发扬光大了。政府不光卖地，也开始卖房子。
政府卖房子的初衷，倒不是为了搞活经济，也不是为了解决百姓住房问题。过去有些人触犯刑律，满门抄斩，家里的房子自然充公。也有些人，家里人丁不旺，成了绝户，于是房子也会被拿来充公。此外，像连年欠税不缴、长期逃亡外地的人家，房子都有可能被官府没收。民房一经政府没收，就成了公房，政府怎么处置这些公房呢？有三种办法：一是改装一下，当办公楼使；二是赁出去，房租收归国库；三就是把它卖掉。
宋朝政府为了杜绝公房出售出现贪污，专门设计了一种招标制度——让所有购房者到一个地方书面投标，过一段时间再开标，看谁出的价，就把房子卖给谁。
宋朝官府公开招标的时候，会在衙门口贴一告示，上写房屋坐落、房屋间数、投标地点、投标期限等等内容。投标期限有长有短，长的两个月，短的一个月。为了防止个别购房者不守信用，宋朝政府要求竞标人拿自己的房子做抵押，如果自己没有房子，就得找人作保，有抵押有担保，然后才可以参加竞标。这样一来，购房者必须理性出价，不然就会吃亏。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在客观上，宋朝政府的确为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做了许多实际工作，而且他们的政策，兼顾到了社会最底层的人。例如，北宋政府在京城开封设了四家“福田院”，每家福田院都有几百间住房，凡是逃荒入京的流民、赤贫破家的市民、无人奉养的老人，都有资格在里面免费居住，而且提供免费伙食和免费医疗。到了南宋，福田院没有了，政府又开设了分工更加明确的居养院、安济坊和漏泽园，其中安济坊的功能是慈善医疗，漏泽园的功能是安葬无人认领的尸体，居养院的功能则是住房保障。这个措施一直延续到南宋中叶。
朱元璋曾逼着官员给所有穷人盖房子
在中国2000年的封建王朝时期，真正从普通百姓的角度出发，为他们解决住房问题的，要数明朝了。众所周知，朱元璋是农民皇帝，他出身穷苦，深知穷人无立锥之地的窘迫，因此他一当上皇帝，就把穷人的住房保障问题提上了日程。《明太祖实录》中，对此多有记载。
《明太祖实录》92卷记载：洪武七年农历八月，朱元璋给南京的官员下了一道圣旨，“京畿民庶之众，鳏寡孤独废疾无依者，多旧养济院，隘不足容，命于龙江择闲旷之地构260间以处之。从之。”朱元璋让南京的官员在龙江找了一块闲置土地，盖了260间瓦房，供没有住房的南京人居住。
圣旨颁布后，南京的官员很快执行了。于是一个月后，朱元璋又给上海（当时叫华亭县）的官员下了一道圣旨，让他们对宋朝留下来的居养院进行翻修，修好后让没有住房的上海人居住。上海的地方官也很快地执行了。
试点成功，朱元璋龙颜大悦，认为可以在复制“南京模式”了。在当年年底，他又给中央的官员下了一道旨意：“范围内，没饭吃的，国家给饭食；没衣服穿的，国家给衣服；没房子住的，国家给房子”。
朱元璋的理想主义想法，把中央的官员吓了一大跳。此时，明王朝刚刚建立，财力并不充足，皇上的要求根本不可能兑现。于是，官员找朱元璋解释，朱元璋一听生气了：你们在我手底下当官，就得体会我的心情，我可不想让我的百姓没饭吃没房住，哪怕是一个百姓也不行！
朱元璋的确太难为臣子了，也就免不了他们在下面搞点手脚骗骗他老人家。不过朱元璋的想法的确是好的，他是个逼着官员在范围内给穷人盖房的皇帝，也是的一个。
然而，理想毕竟是理想。明太祖之后，各大城市的房价还是扶摇直上，朱元璋“居者有其屋”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明朝房价超贵，南京国子监集资购房
明朝弘治年间（公元1488年至1505年），南京的房价畸高。有多高呢？繁华的秦淮河畔，一间房能卖到六百两银子，一般人不敢打买房的注意。《玉堂丛语》卷二，就记载了当时南京国子监祭酒的买房故事，颇为寒酸。
当时的南京国子监祭酒，名叫谢铎，他手下有30多号人，都是无房户，得租公家的房子住。30多人的租金，就是一笔昂贵的开支。于是谢铎就动了买房的念头，依照谢铎的级别，算得上是个高级公务员，但是他每年的薪水不过200两银子，不吃不喝三年，也就勉强买一间房子。他手下那些人，收入还不如他。
谢铎不愧是学府的领导，他很快想到了一个绝妙的点子——集资团购。钱从哪里来呢？从牙缝里省。把政府给他们配的勤务员、伙夫、马夫、门卫、抄写员，统统不要了，省下来一大笔钱，存起来买房子。终于，钱攒够了，“买官廨三十余区，居学官以省僦直。”买了三十多套公家的住宅，过上了不用交房租的幸福生活。
与谢铎相比，以礼部右侍郎兼北京国子监祭酒的林瀚更厉害，他为了让手下的人有房住，给出了有力的实际行动——他捐出自己的十年收入为机关盖住房。
林瀚和谢铎，一个是北京学府的长官，一个是南京学府的长官，拿的那点钱不仅买房困难，连付房租都觉得吃力，明朝房价之高，可见一斑。
明朝以后，因为城市的发展，城市居民的住房越来越成了执政者不得不关心的问题。于是，在清朝，经济适用房出现了。但是清朝的经济适用房，和现代的恰恰相反，清朝的经济适用房是专门为特权阶层建造的。
清朝初年，大批旗人来到北京定居，清政府就将汉人统统搬到外城去住，把内城腾出来给旗人。内城的房子盖好后，清政府按品级给旗人分配，一品官20间，二品官15间，三品官12间，四品官10间，五品官7间，六品七品官4间，八品官3间，九品官和没有品级的普通旗人一人两间。
到了乾隆年间，旗人越来越多，内城的地盘不够用了，房子也不够分了。更可气的是，那帮分了房子的旗人吃喝嫖赌，胡吃海喝，领的钱粮不够用，把政府分给他们的房子偷偷地卖了出去。乾隆很生气，一方面继续给旗人盖房，另一方面开始搞房改。搞什么样的房改呢？
，国家不再给旗人免费分房了（有特殊贡献以及跟皇室有特殊关系的旗人除外），哪个旗人嫌房子不够住，可以向政府申请购买。第二，原来分到的房子可以卖，前提是你得把它从国家手里买下来，从公房变成私房，从只有使用权变成拥有所有权。
于是，旗人花了很少的钱，就把原本属于公家的房子，统统变成了私人财产。举个具体例子，乾隆四年，一个叫额森特的旗人交给内务府57两银子，就买下了一个坐落在正阳门外高井胡同、拥有三间正房两间厢房的小型四合院。这个四合院按市价，至少500两银子。像额森特这样享受到经适房的旗人，乾隆年间至少有50万人。
在清朝，不仅在北京城里为旗人修建了海量的经适房；在各地，大江南北，到处都有享受特殊优待的旗人居住区。以南京为例，当时明故宫至通济门的一大片区域都划给了满人。满族人聚群而居，因此南京人把这块地方称为“满城”。至今，在这一块区域内，还留有蓝旗街的名字，顾名思义，当时这里是蓝旗满人的经适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