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应着力于结构调整

与眼下的总需求乏力相比，结构失衡的矛盾更加突出。

4月数据显示，固定资产投资累积同比降0.3个百分点至20.6%，可房地产开发投资逆政策周期上升，4月累计增速升0.9个百分点至21.1%。但是，房地产投资的复苏，各地“地王”的重现，甚至地方融资平台的扩张，并没有对实体经济起到相应的拉动作用，反而因为这些部门对资金的“吞噬”，而对私人部门的需求构成挤压。

今年一季度的增长结构、产销率、生产价格指数等各项数据从不同角度验证了同一个事实，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仍然是以水泥钢筋为基础的资源投入型增长，“结构调整”没有看到实质性的成效。

结构失衡也反映在货币条件的不平衡上。1至4月新增贷款中，房地产开发贷款和按揭贷款占比达27%，较去年明显上升。1至4月城投债净发行量达到4000多亿元，在社会融资总量当中的占比上升。而且，一季度信托资产增长1.26万亿元，其中流向融资平台的比例在增加。

金融资源过度流向房地产开发和融资平台这两个领域也抬高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一方面，泡沫带来了较高的行业利润率，房地产业可以承受较高的融资成本；另一方面，融资平台不完全是市场行为，对价格信号并不敏感。市场整体的利率水平也在水涨船高。有机构的调研显示，目前我国企业所面对的实际利率接近9%，已经高于当前GDP增速。

如此高的实际利率，抑制了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投资的增长，但降低利率也并不能解决结构性问题，反而会增加房地产的投资性需求，并放大过去累积的信用扩张的风险。

一些机构判断，结构问题难以通过逆周期总量政策来解决，而且流动性扩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果下降，预计短期内出台较大力度的宏观政策来刺激需求的可能性较小。总量政策的逆周期操作需要在抹平短周期波动和防范中长期风险方面取得平衡。具体而言，不应该急于使用准备金率等总量工具，而是要着重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通过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引导社会资源的配置，促进低效率企业的退出，提高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和要素生产率。

考虑到决策层对增长放缓的容忍度在提高，近期的宏观政策更应该着力于结构调整。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进一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淡化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角色。政府投资继续增长短期内虽能制造“需求”，但长期来看会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并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着重点不仅仅是“稳增长”，更应该是“调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