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批房奴"翻身记":当时买房就是偷偷摸摸的
东方早报2012/11/27 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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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房奴"翻身记":当时买房就是偷偷摸摸的
房价物价高企、政策收紧新房奴恐难早“翻身”
张明星选中了德加公寓的一套房子，71.2平方米，总价18万多元。首付一成，他没有“啃老”，全是向朋友借来，“那时人还比较单纯，没有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好借”。
张明星感慨，当时的开发商“太好了”，2个把一切手续办好，“首付一成，求着人买，因为没有人买。买房后一个星期就给了三证，还送到了我办公室。”
德加公寓位于杭州城西，内中一幢幢红白相间的多层小楼，间以片片青绿草木，显得格外美丽。
1999年底，张明星以2600多元/平方米购买了该小区的一套房子；十余年过去，如今这里房价已涨到每平方米2万多元，几乎翻了10倍。
张明星这一批在世纪之交时买房的人，被称为首批房奴。他们贷款期限多为10-15年，按正常还款节奏推算，如今正处于集中清贷期。在这个摆脱房奴身份的节点上，他们再次被舆论聚焦。
实际上，首批房奴购房时，房价值很低，物价也不高，购房后又赶上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致收入倍增，因此他们很快便从压力中解脱，还有很多人提前还贷。如张明星早在2002年就提前还贷，此后又多次购置房产。
从“房奴”到“房产投资客”，这是一个颇为励志的故事。人们对首批房奴的聚焦，多少有些羡慕和嫉妒。
但在现在这个房价和物价高企的时代，面临巨大压力的新房奴，要像首批房奴一样早早翻身，颇为困难。
“当时买房偷偷摸摸的”
尽管在此前就零零散散出现了个人按揭买房，但人们多把世纪之交时的个人按揭购房者，称为中国的首批房奴。
1998年，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要求从当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自此，在中国实行半个世纪的福利分房制度，被彻底终结。
《通知》出台后，吕文东所在的北京某研究所还有100多套房源，于是进行了最后一拨福利分房。
吕文东排在200多号，没有搭上福利分房的末班车，次年不得不在商品房市场上买了房。
此时，买商品房的人已逐渐多了起来。大部分人买房为自住，尚意识不到可以作为一种投资，“否则借钱也要买好几套了”。2000年在北京买房的张明芳认识一个朋友，当时到处买房，以至于他妻子追问是否外面养了“小三”。
在银行工作的卓女士说，当时年轻人已能接受按揭买房的方式，银行并不需要营销推介，倒是媒体会做些宣传报道，尤其常提到“中国老太和美国老太”的故事。
张明芳也记得，那故事传播很广：一个美国老太临死时说，终于还完了房贷；一个中国老太临死时说，终于买下了一套房子。这个故事“鼓动了很多人买房，我们也可以先消费再付款”。
1999年在杭州买房的张明星则称，自己起初并不知道可以按揭买房，被朋友怂恿买房时听说这一政策还有些不相信。
他说，当时福利分房终结后，有很多人抱怨，认为“70后”一代被改革抛弃了。也因此，他当时买房是“偷偷摸摸”，“没身份、没地位的人才自己买房”。
吕文东倒没有太多的失落感，“都这样，不服气、叹气也没有办法”。而张明芳单位是企业编制，她从没奢望单位会给她分房。
“不看地段只讲实惠”
1999年时，商品房市场还不怎么发达，像杭州，商品房都集中在城西，未像现在一样四处开花。
张明星骑自行车去看房时，看到城西“都是村级道路，到处是工地，自行车都没地方停放”。而楼盘也只有寥寥六七个可看，“当时没有品牌概念，只讲实惠，连地段都不讲，就这几个楼盘。”
张明星选中了德加公寓的一套房子，71.2平方米，总价18万多元。首付一成，他没有“啃老”，全是向朋友借来，“那时人还比较单纯，没有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好借”。
张明星感慨，当时的开发商“太好了”，2个把一切手续办好，“首付一成，求着人买，因为没有人买。买房后一个星期就给了三证，还送到了我办公室。”
买房后张明星才告诉父亲，父亲反应是问他有没有做非法的事情。
他的父母更不知道按揭买房这种新鲜方式，在他们眼里，年纪轻轻自己就能买得起房子，那非得是突然得了一笔横财。
和张明星首付全靠自己借来不一样，张明芳和吕文东买房时都“啃老”了。
张明芳买了一套近80平方米的房子，位处北京三环内，总价36万元，首付两成，7万多元，都是父母给的。实际上张明芳也有钱，只是投在了股市里。
吕文东“啃老”啃得厉害些，他房子总价14万元，公积金贷款只批下来5万元，其余9万元全自筹。他自己存款不到1万元，其余8万元，一部分是向同事朋友借来，另外一大部分是父母的积蓄和他们出面借的钱。
彼时的购房者，对如何贷款、如何还款也都还懵懵懂懂。
吕文东说，那时不知道还有多种还款方式可选，只是在单位房产科的张罗下随大流，“大家凑一拨，房产科说银行有空，就一起去办了。”到了银行也是全部听指挥，“条文都不看，按着银行要求填这个表填那个表。”
张明芳当时签协议时，银行还派了一个律师来见证，且要她承担律师费。张明芳并未在意，“觉得能贷款给你就不错了”。
各人的房价收入比各不同。吕文东和张明星当时工资拿到手均为800多元，而房价一个是1400多元，一个是2600多元，分别为工资的近2倍和3倍多。张明芳当时是高薪阶层，月工资4000多元，和其所买房屋单价差不多。
吕文东和张明星分别贷了10年和15年，张明芳则贷了25年，这么长的期限在当时颇为少见。张明芳说，当时只想月供，贷25年的月供正好和自己的租房价格差不多，再说，“谁能一下子借你这么多钱啊，能贷就贷”。
“那段时间不敢谈恋爱”
吕文东从2000年1月开始还月供，每月560元。他和妻子月工资加起来有一千五六百元，对付月供问题不大。他的压力在于，因自筹9万元欠下的大笔债务。
吕文东尽量节省，他至今还记得当年省钱坐车的事。
他买的房子距单位有10公里，而公交车经常不准时。为不迟到，经常乘坐私人运营的中巴车。但中巴车价格比公交车贵一倍，要1元，且常随意涨价。
一次天气不好，他匆匆上了中巴车赶去上班。开出几百米后，售票员说天气不好要补胎，票价2元。
吕文东不干了。他觉得如果每天都2元车费，交通成本就要增加一倍，“那时我是穷人， 1元钱真当回事。”
不同意出2元车费的吕文东下了车，又走回候车点，等到下一辆中巴车来，确认票价是1元后他才上了车。
不仅节流，吕文东还努力开源。他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想方设法地找一些私活做，“忙得孩子都没空管”。吕文东说，那时是一门心思：“想早点还上，压力挺大的。”
而对于还未结婚的张明星来说，月供的压力更大， “月供780多元，一个月的工资都贡献给银行了。”
彼时虽对月供占收入比有限制，但很多购房者为买房都会虚开收入证明，从而导致月供压力巨大。
张明星说，他多次还月供，银行来催时，“心里很紧张，次被追债”。和吕文东相似，除工作外，他也努力接一些私活，赚些外快，“那段时间不敢谈恋爱，连在外面吃大餐都很少。”
“肯定会再买几套房”
虽然起初压力很大，但购房后不过三四年，吕文东和张明星就迅速从压力下解脱。
2002年年中，张明星就提前还清了贷款，此时距他买房不过三年左右。这得益于他换了一份工作。
他在前一年跳槽，工资一下子涨到了5000多元，加上他此前在另外一个单位做私活攒下的钱，一下子摆脱了房奴的身份。
而对吕文东来说，买房带来的压力“2003年后就不当回事了”。
2003年时，他的工资已涨到2000多元，是买房时的2.5倍。此外，他还有两笔意外之财，单位断断续续发下来房补，他出国又享受了一年资本主义国家的高工资，每月一万二三千元。
这些收入不仅让吕文东将外债还清，还余留了十几万元。但他没有选择提前还款，直到2009年年底按时还完。
到2007年，吕文东手头有了钱，又买了一套房子。这次他首付七成，贷款只贷了10万元，月供1000元左右。吕文东觉得轻松得很，“吃顿饭都要1000多元”。
张明星则早在2005年，就又买了一套房子。那时，他的理想是拥有4套房子，“那样我就可以大摇大摆，都不用工作了”。
如今张明星也确有4套房子，除了前面2套，在妻子杭州农村的老家造了一所大房子，去年又在他老家金华买了一套房子，计划给父母养老。
按他的说法，如果不是2008年楼市调控骤紧，“肯定会再买几套房”。
张明芳没有再购置房产，而是一直在股市里打拼，因当时行情好。但她2000年买下的房子，现已到每平方米2万多元，几乎是购买时的5倍。
“各方面没有以前宽松”
很多人认为，比起首批房奴，现在的房奴压力更大，用张明芳的话来说，“更可怜”。
在银行工作的卓女士说，现在的房价收入比，比首批房奴那个年代要大，且物价也远高于从前。
张明星说，现在按揭买房各方面配套没有以前宽松，又有限购令等层层加码，给房奴增加了很多压力。
张明芳还补充了一个原因：首批房奴那拨人，还赶上了股市好的时候。
“住在杭州网”首席评论员丁建刚则认为，没法这样比较，首批房奴那时都算是精英阶层，而现在房奴比例大大提高，一些精英人士压力比首批房奴小，但工薪阶层压力会大过首批房奴。
但一个共识是，首批房奴赶上了收入快速增长的时代，因此得以迅速消解掉压力。
一位房产界资深经纪人说，首批房奴起初压力也很大，但随后几年收入“"啪"上去了”，基本上一两年后压力就马上减轻。而现在房奴的收入能够获得怎样的提高则不确定。虽然十八大报告提出2020年居民人均收入要比2010年翻番，但至少“目前还只是宏图，没有拿在手里”。
丁建刚认为，首批房奴的那个时代是中国经济加速发展的时期，收入也相应快速提升，但现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开始逐步放缓，新房奴“未必能碰上那样好的机遇”。
（应采访对象要求，吕文东、张明芳为化名。）
专家点评：代房奴构筑了中国千万资产人群
“波购房者购买房产时即使使用贷款，并不能称为房奴，首先当时房屋价格值比较低，其次当时房屋的价格相对健康，租售比合理，一套房屋的正常出租价格完全可以补偿月供。第三，收入的持续上涨使得在5年前买房的购房者压力非常小。”中原地产市场研究部总监张大伟认为，因为这几年的房价暴涨，代房奴实现了资产的爆炸式增长。如果以现在的房价衡量，代贷款买房者几乎构筑了中国目前主要的千万资产人群。
专家建议：50%的收入用来还款是底线
此前，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司相关负责人曾向媒体介绍了一组数字：在美国，城市住房产权自有率是68%，英国是56%，欧洲其余各国位于30%至50%之间，而我国住房自有率为82%。这样看来，不少西方人似乎并不急于购房。对此，中原地产市场研究总监张大伟认为：“东西方社会发展现状、人们的观念差别很大。如今，房价一直看涨，谁不希望自己的财富可以保值？”他形容随着房价攀升、人们观念改变，贷款买房的热潮“令人始料未及”。关于贷款额度，国际通行的标准是以“月收入的1/3”作为房贷按揭的警戒线。张大伟的分析是：“超过警戒线，肯定会感到生活压力。我觉得，50%的收入用来还款是底线。我们要做‘房主’，而不是‘房奴’。”
而著名心理学专家、中山大学心理健康咨询中心教授古南永在一个专题讲座上曾经谈到，中国人执著于买房的核心应该是“安全感”。“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房子对家庭的稳定、个人的安全感很重要，所以大家争先恐后挤进这个梯队。而且，很多人都觉得越晚买越吃亏。”不过，他建议，买房一定要量力而行。
记者观察：买房量力而行才幸福
有媒体报道，批“房奴”如今已成为拥有百万房产的“高帅富”；第二批房奴也在享受房价上涨带来的财富增值；而2008年以来第三批房奴就明显感受到高房价和按揭对生活质量的冲击；到如今高企的房价和贷款压力，使得很多人已经想当房奴而不得。
不过时报记者觉得，无论是哪一代贷款买房者，量力而行才是最幸福的。还款额度超过月收入的50%，喜悦感很快会变成负担。你不敢享受生活，不敢正常消费，甚至不敢生病。这是很多房奴的心声。他们的经历说明，“勉强当上了房奴”和“想当房奴而不得”同样痛苦。更何况在采访中，记者还碰到有的“房奴”因为负担不了月供，被迫中途将房产转手的案例，个中辛酸真是不可与外人道。
目前，人们对“居有其所”的渴望汇聚成另一个期待：呼唤商品房市场回归理性。世界银行认为，比较合理的房价与人均收入比是4～6之间。我国很多大中城市，包括广州的这一比值仍然偏高。
近日，住建部负责人对外公布，“十二五”期间城镇保障性住房建设目标是3600万套，明年计划开工数量不会低于500万套。他还强调，要继续加强保障房建设资金管理，并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不放松。对于广大市民而言，这是个好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