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HO中国被曝员工百万佣金遭扣留

脚蹬球鞋、外套积灰的农民工老刘和皮鞋铮亮、西装挺括的房产公司销售总监胡大维在同一天拨打了本报114新闻热线。尽管身处房产建筑领域“金字塔”的顶端和底端，但他们找到本报记者的理由却是一样的：年底拿不到报酬。

CPI高位运行致施工成本上涨；限购政策致商品房销售低迷；从紧的货币政策导致市场资金量减少……种种情况导致不少开发商资金回笼速度减缓，甚至停滞。每年年底都是建筑领域结算款项的时候，而今年经济形势严峻，开发商资金紧张致整个结算链条运转不畅，于是，拿不到报酬的农民工和房产公司销售总监戏剧性地站在同一战线上。业内人士坦言，今年的“讨薪纠纷”将比往年更严重。

今年是本报开展“岁末讨薪”行动的第八个年头。今年，本报将与上海市法律援助中心联手，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农民工维权月”活动。本报还与上海市律师协会劳动法研究委员会共同推出“律师志愿团”，免费为市民涉及劳动薪资方面的问题提供法律咨询。

案例一

敲了一年墙，老板“人间蒸发”

过年对很多人来说意味着欢聚，然而对老刘来说却成了不敢面对的坎。拿不到工钱，他就难以回家面对老人、孩子期盼的眼神。愤怒、无奈、悲伤……这个年末，老刘的心中有太多说不出的酸楚。

本认为老板答应的肯定是真的

一身尘土、满脸皱纹，昨天是40岁的老刘次进报社，自觉卑微的他甚至不敢坐下。记者看到老刘手上有一长串干裂的血迹，问他怎么不包扎？老刘沉吟半晌，轻轻地说：没钱。

几天前，老刘在敲墙时一块砖头掉下砸中了他的手，裂开一个大口子，他只问工友要了点红药水涂了涂。

老刘来自安徽，从小没读过书，大字不识一个，在上海只能干点苦力活。今年年初，老刘和爱人一起给位于莘松路上的东秦装潢公司高老板打工，主要工作就是为客户敲墙。敲一个平方米，大约能得到20元到30元不等的报酬，活计断断续续。 “每隔一两个月，老板就给点基本生活费，说是工资到年底再统一结。 ”

老刘说，到老板大约欠他1万元左右的时候，他跟高老板提出，如果再不给钱，他就不干了。淳朴的老刘以为这样可以“威胁”到高老板，没想到对方却说：“如果现在不愿干，之前干的活一分钱都拿不到。你如果有本事从我这里拿到钱，我爬着走路。如果你继续好好做，年底保证给你结清。 ”

没见过世面、不知道向谁求助的老刘夫妇，在高老板的强硬态度下只能妥协。他们单纯地认为，“高老板亲口答应的肯定是真的”。然而就在几天前，高老板的电话突然“无法接通”，位于莘松路的门店早已人去楼空。老刘傻眼了。

儿子天天问爸爸何时回家

记者了解到，高老板一共欠老刘近4万元。在很多人眼里这并不是一个大数字，但对于老刘一家来说，就是一大家子一年的希望。

“老家有双亲，还有四个孩子，大的13岁，小的4岁，都在读书，正是需要钱的时候。小儿子天天打电话来问，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家？ ”说到这里，老刘的眼里噙满泪水。老刘说，他们夫妻俩在上海整整敲了一年的墙，现在一分钱没拿到，“真的没脸回去见儿子”。

老刘嘴笨，到哪里都要叫上老乡颜宝根。近一个月来，颜宝根一直帮老乡讨工资，他也是在帮自己，因为高老板也欠了他一笔钱。 “我们去了劳动监察大队，去了建设交通委员会，还花5000元请了律师。可到底能不能要到钱，我也不清楚。 ”颜宝根说，东秦公司原来的总部在闸北，后来又搬到莘松路分部，他了解到还有其他两个分部。 “找上门后，对方说他们只是挂靠在‘东秦’下面，和高老板一点关系也没有。 ”

颜宝根联系了一个最近一次和高老板通过电话的包工头。 “我也是受害者，高老板欠了我好几万。高老板电话里告诉我不要担心，工人的工钱会全部付掉。 ”这名包工头说，高老板打电话来，用的是临时电话，事后再也无法打通。

公司门前不少人在找高老板

昨日下午，记者来到莘松路东秦装潢公司。大门玻璃上积了厚厚一层灰尘，有人用手指在满是灰尘的玻璃上写了“高老板诈骗”几个字。透过玻璃大门，记者看到地上放了一堆信件，看样子已很久没有开过门。在玻璃门上，贴着一张招租的单子，上面留着一个联系人杨小姐和一个固定电话。记者拨打过去，始终无人接听。 “这可能是中介公司的电话。 ”有旁人说。

记者采访时，恰逢几个工人前来讨薪。他们有的是油漆工，有的是木工，有的是水电工，手上都拿着一叠叠欠条。 “我被欠了2万”“我更多，3万”……工人们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有工人说，听说高老板是赌博输了钱。至记者发稿时，工人提供的高老板电话仍处于“无法接听”状态。

法援中心

老刘已错过维权时机

昨日，记者拨通闵行区法律援助中心电话。 “老刘错过了的维权时机。 ”在听闻了老刘的案例后，法律援助中心陆颖主任觉得十分痛惜。她告诉记者，老刘在被欠薪1万元时，就已经感觉到形势不对。这个时候，趁着高老板还在，就应该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这个时候寻求帮助，拿到钱的可能性也会大很多。

“很多农民工都不懂法律，也不愿意多问、多了解，又太容易相信别人的话，始终抱着‘只要我干了活，就应该拿得到钱’的信念。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很多事情并非如他们想象的那么顺利。”陆主任建议，老刘可以到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法援中心的律师团队会尽力提供帮助。

律师说法

今年建筑施工企业面临更大风险

对建筑施工企业来说，“民工工资支付”都是每年年底的一件大事。上海政君律师事务所鲁宏律师认为，在今年的大背景下，建筑施工企业将面临更大的风险，民工“讨薪”纠纷或比往年更严重。预防和化解这样的风险和纠纷则需要多方共同努力。

鲁宏律师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施工企业将承受多方压力。首先，开发商可能延付工程款、在竣工或进度款审核等过程中设置障碍故意使付款条件不成就。其次，材料商、分包商可能以欠款为由拒绝继续供货并围攻闹事。以成本上涨为由要求调价补差。最后，实际施工人可能擅自利用掌握的账号等资料以施工企业名义借高利贷、直接“跑路”让施工企业收拾烂摊子等等。一旦出现这些让施工企业捉襟见肘的情况，施工企业将没有足够的资金支付农民工工资。其实，不仅是施工企业，材料商、分包商的款项中也涉及部分民工工资，因此一旦开发商资金链断裂，民工工资纠纷很可能集中爆发。

鲁宏律师建议，企业对每个项目截至春节前的应付和应收款项制作明细清单；积极和开发商协商洽谈，在其总额度内争取更多的付款份额；对查实确无资金来源支付应付款、有崩盘可能的开发商，可提前协商以各种资产抵债，并办理相关手续；对于已出现付款违约、开发商后续资金来源不明确的在建项目，坚决采取停工等待措施；积极和材料商、分包商协商洽谈，争取更长的付款期和更低的延期付款利息；抓好在建项目工期、质量、安全，防止给开发商以不付款之理由。一旦有了资金，应优先支付农民工工资。

案例二

SOHO中国销售连环套

晚报记者 张骏斓 报道

不仅农民工讨不到钱，就连知名房产公司的销售总监也讨不到钱。 12月13日，SOHO中国上海分公司销售部总监胡大维连续发布多条微博，称公司存在拖欠员工等问题，一时闹得沸沸扬扬。事实究竟如何，记者前往一探究竟。

12月13日，位于中山西路的SOHO中山广场B座门口人流穿梭，但小陈和他的伙伴却无法进入这幢他们工作了3个月的大楼，因为12日的一次讨佣维权使得他们成为“不受欢迎的人”。望着广场上的“SOHO”标志，小陈无奈地摇头：“就是冲着潘总的名声和这个公正、公平、公开的平台而来，但他们上海公司的做法让人心寒。 ”

员工无合同被欠

虽然小陈和他的伙伴递给记者的名片上写的都是SOHO中山广场销售经理，但他们只有一部分人签过有底薪的外派合同，大多数人都是无底薪的。 “我们只拿，但现在就是公司都不发了。”小陈说。

胡大维是小陈他们组的销售总监。他说，虽然他是销售总监，但他也不是和SOHO签约的，而是与北京金正东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签约，外派到SOHO。 “公司在这个方面非常苛刻，我的一个组50人左右，只有11人签订了3个月的外派合同，有1300元的底薪，其他人都是没有的，只能拿。”胡大维介绍道。然而在记者的采访中，对于无劳动合同，小陈他们似乎也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 “来的时候，问大家，大家都这样，中标的项目完成一单就有几十万元，因此大家都在拼开单。”

在胡大维所在的销售组里面，有很多销售人员之前做过房产中介。销售人员小施坦言，来到SOHO就是看中了这个平台，和具有诱惑力的。虽然小施做过中介生意，但由于SOHO中山广场一套单元售价都在上千万，因此原本的客户资源基本没有什么用。“公司就给了一部电话，和很少一部分客户资源，我们就一个一个打电话，一个一个地找，有时候自己也购买一些客户资源。”

为了开单，拿到，很多销售人员都是 “朝9晚10”工作。 “一些同伴，一早来公司就带三个馒头，早上一个，中午两个，晚饭回家再吃。一些外地的员工还要靠借钱才能生活。”销售人员小季说道。但是他们却仍旧在坚持，因为他们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梦想，开单拿佣。

但现在销售组却遇到了一个问题：一些已完成的销售，却无法及时拿到。 “按照公司完成销售提佣的比例来算，我被欠了近70万元，我的两个销售员被欠50万元，而据我所知整个销售团队被欠了400万元左右。”胡大维介绍道。由于提是与客户打款联系在一起的，公司方给出的停发的理由是胡大维组出现了两单客户不付款，并已进入司法程序，目前胡大维这个带队销售总监也被停止工作。

客户违约难道是主因

昨晚5点，记者遇到被指不付款客户刘先生和柴先生，两位客户目前都收到了法院的通知。在采访中，他们却给了记者另一种说法： “我们才是受害者，我们来买房却成了被告，你说可气不可气？”

刘先生是14日上午才赶到上海的，他向记者描述了整个购房经历。 “在前期看房时，我看中了这里的1509号单元，想用作公司的新办公地。 7月2号我交了5万元排号费。”原本以为交了排号费就可以选到中意的单元，但是8月13日开盘的时候， SOHO中山广场却推出 “5000万元大客户优先选房”的规定，刘先生只想买一套，总价只有1000多万，他担心可能选不到自己中意的房源。 “后来胡大维给我一个回复说是先签四套，先选到中意的房源，然后再通过公司操作，内部更名。胡大维也表示得到了公司负责人的授权，因为一套就上千万， 3套就3000多万，胡大维也不敢自作主张。”刘先生回忆道。而胡大维也向记者表示，这种方式是其上海公司负责人授权操作的。

在得到较为满意的回复后，刘先生就签约，并支付了四套房源的10%房款4795860元，并在9月底支付了136万元的四个车位的款项。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与销售沟通，都得到明确的回复，可以换。在销售人员的不断推介下，我又决定购买1508单元，而这个基本上也是我公司的购买底线了。”刘先生说道。在10月18日，其再次支付7209662元。 “三次交款，这个我已经明确说是购买两个单元房款的50%。”

但刘先生却在 11月接到SOHO中国上海公司法务的电话，让其将4套房款交清，不然就要起诉刘先生。这让当时身在日本的刘先生大吃一惊。 “不是沟通过了吗？我只买2个单元，另外2个单元由公司进行操作更名吗？”而法务人员却回答他称： “消费者应该看清楚合同。”

在得到这个回复后，刘先生立马返回上海，通过多次努力，与上海公司负责人进行了面谈。 “当时这位老总说知道这个事情，并同意收回不是我想购买的2个单元。他还提出，由于购买2个单元和4个单元的折扣不同，如果买2套的价格有可能要贵一点。”对此刘先生也接受。由于急于到广州处理公司业务，刘先生11月25日还特意发短信给上海公司负责人提出及时更改合同，并委托公司财务进行跟进。为了证明自己所言的真实性，刘先生还给记者看了当时上海公司负责人的短信回复： “相关问题已经上报，请再等几天。”但不想却等来了12月9日上海法院的起诉传票。 “我原本认为终于找到一个能够说话算数的人，当时我的财务和律师都在场，却不想等来了传票。”刘先生郁闷地说。

与刘先生一样，柴先生也只想购买3套，却被5000万优先选房给忽悠了。 “当时胡大维在公司负责人的授权下说可以在签约一个月后，将其更名转出，但直到第三次付款后都没有转出。最后我们也是和公司负责人沟通后，对方答应调整，也指出了原本的优惠不同，有可能价格要贵一点的说法。”柴先生说。与刘先生一样，目前柴先生也收到法院的通知。 “买房买出官司，太可笑了。”柴先生原本在SOHO中山广场设立分公司的计划也被搁置。在采访中，柴先生多次试图电话与SOHO上海公司负责人沟通，但对方均未接听。

为何非要让客户先签约4套呢？胡大维表示，这都通过公司负责人的口头授权。 “一套就上千万，我也不敢乱操作的。”胡大维表示，正是由于这个情况，导致公司停止了其工作，并停发了他们小组的， “但这个并不是我们的错，当时公司负责人为了能够烘托开盘当天热销的现象，才出这个主意的。”据介绍，开盘当天，该项目签约11.8亿元，而项目至今的总业绩也只有18个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