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话题:200余新城 "造城运动"风起谁是谁非
房天下综合整理2013/08/27 0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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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贪大求全”之风近年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甚至连一些地级市也提出雄心勃勃的建设“国际化大都市”规划。
据新华网的报道，近期，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课题组对12个省区的调查显示，12个省会城市，平均一个城市要建4.6个新城新区；144个地级城市，平均每个规划建设约1.5个新城新区。
中国究竟需要多少“国际化大都市”？经过多地调研发现，一些地方贪大求快，却没有考虑到地方实际能力和民生服务配套，不仅造成了巨大资源浪费，更潜藏着系统性风险。
打城镇化旗号建造新城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在对辽宁、内蒙古、河北、江苏、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广东、贵州、陕西等12个省区调研发现，近几年，一些地方打着推进城镇化的旗号，纷纷打造新城建设模式，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一些专家质疑，如此大规模造城运动，会带来多少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调研发现，城市规划发展三大突出问题：定位过高。直辖市提出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国家中心城市；省会城市提出建设国际化城市，大区域中心城市；一些中型城市也提出建设区域金融中心、教育中心、文化中心。
速度过快。西南一个县级市，在建的房地产开发面积达到1000万平方米，可以提供超过10万套住房，而目前市区总人口才30万出头。消化现有住房的周期就超过15年。
用力过猛。广东一个县级市，自然风光优美，出于整体规划的考虑，上级政府规划部门一直将其规划为生态屏障，限制工业开发。该市近期却提出，“不能生态有了经济没了”，希望将上级规划部门核准的旅游度假开发区容积率提高三倍。江苏一个镇，政府财力不足，征地速度却不降，直接给农民打白条，言称征地补偿“过两年再给”。
前期缺调研就投八九亿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积极稳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多地调研发现，一些地方政府劲儿用错了地方，把“以人为核心”变成了“以个别人为决策核心”，试图以行政的手代替市场的手。
在西南一个县级市，由当地政府主导，在一座山上规划建设了一个商业城，320栋数百平方米的民族风格三层小楼密密麻麻排列在盘山路上，有的规划卖茶、有的规划卖民族银饰、有的区域规划做餐饮。当地政府负责人表示，政府出全资，希望打造成民族风情文化园，总投资额“八九亿元”。
一位房地产业内人士表示，“三四公里长的盘山商业街，就两个车道，车多了怎么办？这么远的山路，没车的市民怎么上去？连卖什么都规划，有没有市场？一句话，缺乏前期调研。”
当地相关负责人说，为盘活人气，政府规定所有政府组织的大型活动都来此举办，商户入驻年免租金，且每间房政府还补贴5000元。但他也承认，“平时人很少，一有活动车就堵到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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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脑门决策拍屁股走人
一些专家提醒，目前一些地方政府“押宝”城镇化，地方融资平台“主要抵押靠土地，还债付息靠卖地”，一旦新城成空城、土地出让断续，极有可能出现地方债危机。
一家知名房地产企业高管说，中央对新型城镇化的方向描述很清晰，但是各地认识不一，随意性很强。“原本准备投资某个新区，该区前一任领导表示，要重视风险，吸取教训，从容开发，我们觉得很对，准备观望。但下一个领导到任又提出加快建设速度，我们只能赶紧准备参加土地拍卖。”
这位高管认为，地方政府发展规划，一定要描绘清楚坚决执行，形成制度约束，不能因为领导更迭就“人走政息”。
城镇化不是建造大都市
专家认为，城镇化的方向绝不是片面造大城、建大都市，必须刹住部分地方的贪大求快风，提高中小城市对人口的吸引能力，合理调节各类城市人口规模。
现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城市病不断凸显，新型城镇化应该避免再走类似的弯路。而国内一些城市一边高喊与国际接轨，却不倾听百姓心声，基础设施不到位，城市规划不合理，连百姓都走不进，谈什么走向国际。
专家表示，推进新型城镇化，中央要因地制宜制定顶层规划设计，同时通过相应考核调整，引导各地发展新型城镇的规划方向。“否则，类似底特律式的‘美国病’也会成为未来中国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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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升债务风险
据金融时报之前的报道，建新城意味着巨额资金投入，其中不仅需要资金启动市政、交通等固定资产投资，还要建立起与新城建设相配套的养老、医疗等基本服务体系。那么这巨额资金从何而来？目前地方政府惯性的思路依然是靠国家财政补贴以及地方土地财政。但这些模式是否可持续呢？
首先是土地财政的压力。上半年由于受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影响，我国经济形势“稳中前行”，企业利润下降，有很多地区的财政收入不很乐观。但同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由于房地产市场供销两旺，开发商回笼了大量资金，拿地热情很高，不少地方的土地出让收入十分可观，不仅成交面积放大，溢价率也持续走高。来自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300多个城市的土地出让金比去年高出六成，一些热点城市半年卖地收入已接近去年全年。
在中国金融智库研究员杨国英看来，对于不少地方的造城运动，财政投资刺激大，规模扩张快。但事实上，财政资金只是其中较小的一块，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更多的钱来自卖地收入。此外，国土资源部法律中心研究报告也指出：“现行财税体制下，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不相匹配。地方政府在缺乏建设性财政资金的前提下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需要依靠经营性用地出让取得资金，以支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支出。”
由此可见，土地收入仍然是支撑地方建新城的资金“主力”。但毕竟土地资源是有限的，随着可出让土地资源的减少，土地财政也将有终结之时。
其次，地方债务风险也不容忽视。“现在很多地方都把促进经济增长的“宝”押到了新城建设上，大部分新城规划都确定了庞大的投资规模，寄希望于未来通过新城开发的土地出让金偿还。”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说，这些新城建设，一旦开发主体不到位，地方政府必将面临投资风险问题。国土资源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84个重点城市处于抵押状态的土地面积为34.87万公顷，抵押贷款总额5.95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5.7%和23.2%。
而目前一些城市的债务问题已经开始显现。日前审计署对36个地方政府本级2011年以来政府性债务情况抽查结果显示，两年来上述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增长了12.94%，债务率的城市债务余额是当地综合财力的两倍多。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还债的“主力”——土地出让金却出现下降。资料显示，2012年土地出让合同价款2.69万亿元，这一数字远低于2011年的3.15万亿元，加之中央政府又从出让收入中提取了水利、教育等基金，使得地方政府掌握的可用资金大幅减少，而这“一增一减”也加大了债务风险。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牛犁表示：“虽然目前我国地方债仍在可控的安全区间内，但若后期出现资金链断裂，则有可能引发局部性金融风险，加剧地方债务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如此巨大的资金压力，地方政府为何对“造新城”“情有独钟”呢？李铁感叹道：“有了"显绩"，政府官员就能获得更多的提拔机会，而且，即便后来发现决策有误，新城成了烂摊子，已经升迁的官员也会因为缺乏有效的奖惩机制，而不用为这一失误承担责任，所以大多数地方官员在新城建设上都充满热情。”
诚然，城镇化的推进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作为拓展城市发展空间的新城建设也有其合理性，然而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盲目贪大、图多，建造超越地区承载能力的新城，真的都是我们所需要的吗？而地方政府趋之若鹜的“土地财政”究竟又能走多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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